中国政治信任水平测度指标及现状

公民政治信任水平对政府合法性的强化、民主政治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综合考察,当前中国公民政治信任的水平处于匮乏状态.然而,匮乏不等于危机,无论从学理还是实证的角度,政治信任危机的说法都不成立.     

市民社会、社区与信任构建——一个经济社会学的视角

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水平在一定的程度上决定该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状况,这已达成普遍共识。信任的形成和信任体系的构建已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经济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认为信任作为一种文化习性和社会心理取向,更多的是社会建构而非正式制度安排。福山提出的市民社会和社区意识给我们提供了社会地构建信任体系的可能途径。     

美国高校网络课程及其启示

目前,中国网络教育研究者正在从多个理论角度探索和研究网络教育的课程设计方法.本文从网络教育的理念、网络教育的教学设计要素和方法等方面谈作者对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网络课程的体会,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网络教育的特点提出几点建议.     

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的关联.社会资本对社会信任的积极作用在于它能够催生信任规范、传递信任.其内在机制是,社会网络能够促进信息流动和拉长人与人之间的博弈链.社会资本对社会信任的消极作用表现为,它有可能限制成员的"信任范围",并且不良的社会资本会对整个社会的信任产生消极影响.     

宽容与人际关系的和谐

人际关系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当前社会上存在着人际关系的不和谐,根源在于人们面对差异时的自我中心.宽容是行为主体在差异情境中对于敌对的他者有能力干涉却不干涉的一种有原则的克制.在宽容情形中,个人超越面对差异所产生的否定反应,最终做出一种有原则的克制,这显示出个人成功地克服了自我中心.因此,要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我们需要大力培育宽容美德,具体包括: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处理好否定反应,高度重视信任,真正地尊重平等的个人权利和真诚地承认独特的个人身份.     

论后工业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建设——兼评张康之教授的"合作意识形态"

后工业化是人类社会的一场深刻的历史转型,它同时也意味着工业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冲突的终结.张康之教授在其新著<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根据后工业化的现实提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替代方案,那就是建构合作意识形态.张康之教授要求把合作作为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来认识,认为合作意识形态是合作型信任文化的组成部分.显然,这一建构合作意识形态的想法是一种理论创新.工业社会两种制度并存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冲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苏东事件"后,西方学者以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征服全球而大获全胜.张康之教授的意识形态理论实际上是在指出,后工业来临也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终结,也表明全新的合作意识形态的兴起.其实,合作意识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解决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重建问题.     

谈“亲其师,信其道”

本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学生的向师性,向师性对学生学习的影响。要想取得学生的信任,获得较高的威信,教师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高尚的思想、良好的道德品质、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教学艺术;教师的言行是获得威信的必要条件;教师要尊重、关心、严格要求学生;高度重视教师给学生的第一印象等。     

论心理需要是信任产生的心理原因

文章试图从整个人类及其发展的视角来讨论信任现象的发生。通过回顾前人对信任产生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心理需要也应该是信任产生的重要原因。其中自我保护需要以及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信任产生的重要心理推动力。     

论法治的可欲性及其限度

文章从人性视角出发,指明了法治可欲的四种路向:在需要层面,需要的互异冲突使法律可欲;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和社会信用的缺场,使法律获得历史出场;在道德的软约束面前,法律成为最佳选择;超越人治,法治可欲.法治可欲的同时又具有限度,这是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的矛盾,理性需要和非理性需要的矛盾,是人性自身矛盾的表征.     

公民政策参与中的"信任"因素研究——基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思考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野中,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信任关系,它们分别是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信任不仅对经济的有效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它更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既是公共政策过程科学性、有效性、准确性和公民参与性的前提,也是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然而并非每种类型的信任都对公民的政策参与意识有良性的影响.本文以南京市的实证调查为例,对现实生活中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的发展现状进行考察,并对这三种类型的信任对公民政策参与意识的影响进行实证层面的剖析,探讨如何培育合作型信任从而促进公民参与政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