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法律化路径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与效果是值得重视的问题。由于立法的缺失和规范的空白,目前我国企业自愿性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诸多弊端,亟需通过立法确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规范披露的内容、形式、程序等。建立强制性与任意性相结合的法律体系,引入“不披露就解释”原则,以满足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信息披露的现实要求;确立企业内部负责和第三方机构审验制度,确保信息披露的可比性、完整性、平衡性、实质性和可靠性,由此建立起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反身法规制路径,通过信息披露机制促进企业提高社会责任的承担水平。     

现代媒介信息共享伦理的本质及其实现路径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现代媒介对人类社会的信息扩散和渗透作用越来越强大。在我国,媒介信息共享成为人们当下较为迫切的利益诉求和情感需求,是社会发展共享理念在信息领域的具体落实,也是公共精神的一种体现。在媒介信息共享的推进过程中,同样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和压力。这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媒介信息共享伦理的本质及其实现路径,构建和谐有序、安全有效的媒介信息共享环境,促进社会发展的公平公开,自觉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进而为数字经济社会的健全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保障。     

高校英语课堂中科学信息素养的培育策略研究

英语教学并非单纯地教授学生英语技能和能力,而是担负着为时代发展需求培养国际化优质人才的使命和担当。随着我国高等教学水平的逐步提升,英语教学开始向学术化的方向不断发展,旨在培养出拥有较高专业化知识与英语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为我国提升国际核心竞争力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扩展了获取信息的渠道,通过英语教学培养学生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理论信息的能力是我国实现与国际化接轨的必要举措。但是在实际的高校英语课堂教学中,在学生科学信息素养的培育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文章以此为研究对象展开探索和讨论,通过提出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科学信息素养的策略,达到提升教学质量,满足时代对于优质人才需求的目的。     

全连接世界的融传播

智媒体技术为各种传播形态的信息提供了“全连接”的技术支撑,人类社会自此从有信息传播边界的传统媒体时代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的社会生活场域,进入到信息传播边界消逝后的全连接世界。在互联网场域,信息从人际传播到群体传播再到大众传播,为此从媒介环境学角度提出“融传播”概念,分析智能媒体时代熟人社交的失控,无边界控制的赛博空间对人的多元身份确认的困惑,智媒技术对人的“监控”等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的诸多影响,并反思拟真世界中的人际沟通。     

场域转换与文化反哺:青年群体与变迁社会的信息互动

以布迪厄场域理论来考察不同社会形态下青年与社会的信息互动实践,发现青年与社会的信息互动在具有“位置-权力”关系的场域中展开,“位置-权力”关系通过信息资本的占有而建构。社会形态随技术变革更迭,青年与社会信息互动的场域逻辑与运行机制发生相应转变。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青年与社会的互动场域变得多样,并且发生着从家庭向学校再向网络空间的偏向性转换,场域运行的推动力量也从时间权威向结构权威再向认同权威转换。可以说,青年与社会信息互动场域的转换,正是人类在不同社会形态下对“用时间消灭空间”的信息传播时空观的生产实践与社会表征。     

论政府信息公开规范的完善

修改的《信息公开条例》,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信息的范围,细化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在依申请公开中,删除依"生产、生活、科研"的规定,同时又通过规范设计,压缩了依申请公开中知情权行使滥用的空间,增强了关涉第三方权益政府信息公开的操作性,并通过依申请公开向主动公开的转化,拓展了主动公开的范围,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有力规范保障。     

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公开的司法审查体系建构

对于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是否应当公开、如何公开,理论界与司法实务部门有不同意见。在现行诉讼法体系下,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公开的司法审查存在标准不统一、范围不确定等问题,司法实践中采用的三种单一审查模式都比较宽泛、片面。为推动阳光行政,有必要建立以分割性标准为主、阶段性标准和法益衡量标准为辅的司法审查框架,对行政决策过程性信息进行层层递进的规范性审查,在多种利益价值取向中寻求一种平衡。     

大数据战略视野下我国信息网络安全立法分析

大数据战略视野下,很多国家纷纷制定、完善和执行着自己的信息网络安全法律,并已形成世界潮流.从国内外的大数据战略与信息网络安全立法分析来看,我国既有成绩,也有不足.对于我国信息网络安全的法律保障,目前需要完善的主要内容有:进一步明确国家信息网络安全立法的目的与宗旨;基本法层面,尽快构建完备的信息网络安全法律保障有机体系,重点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实施层面,加强与完善具体领域的单行法与配套法建设,增强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完善法律框架之外的协作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