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胡适交谊片论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民国时期乃至现代学术一部重要的典籍,从围绕此书的讨论可以看出傅斯年对胡适真正尊为师的情谊;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胡适傅斯年之间的交谊点滴,更从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两人互相引为知己、学术上互为砥砺的真情厚意。     

傅斯年史学思想述评

傅斯年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发展中，特别是为中西史学的沟通与交融作出了重大贡献，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史料学派”。“史学本是史料学”是傅氏史学思想的最基本点，应建设绝对客观的历史学     

民国史学中的“南”“北”之争——以南高史地学派与傅斯年为例

五四时期的史学界,南北对峙之态势已然比较明显。北方史学界的大本营是北京大学,而南方史学界的大本营则为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部分南高师文史地部师生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形成了南高史地学派,他们以自己创办的刊物为阵地与傅斯年在殷墟发掘、《东北史纲》等问题上进行论争,折射出民国时期"南派"与"北派"之间的学术异趣。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2004年,我们将在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故乡聊城,纪念20世纪我国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傅斯年先生。五四运动时,傅先生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就表现了他那深厚的学养和卓越的领导、组织才能。当时他所主编的《新潮》杂志,蔚为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该刊的刊名外文做Renaissance(文艺复兴),正好象征五四运动的巨大历史意义。它正式揭开了我国由传统从此大踏步而又不可逆转地进入近代化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序幕,其历史意义恰相当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傅斯年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五四运动中一个极为响亮的…     

论傅斯年的日本观

傅斯年为现代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日本观大体反映了这个时代知识群体的共同认识.其对日本的观点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主要以师日为主；第二个阶段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以反日为主.     

傅斯年对台湾大学精神的塑造

傅斯年是光复后台湾大学的第四任校长,也是真正实现学校从工具型大学向学术型大学转变的关键人物.他执掌校印时间虽然并不很长,但他对台湾大学的改造却是影响深远的,尤其是他对大学精神的重建.他不仅提出了“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的教育理念和“敦品、力学、爱国、爱人”的校训,力图以此建构台大人的信念,凝聚台大精神品质；而且运用他过人的胆识和魄力,努力加以落实和维护,为战后的台湾大学教育留下了典范.     

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傅斯年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史料学派”的创始人,其“史学只是史料学”的思想对近代史学的发展影响甚大。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傅斯年史学思想来源研究日趋深入,史学思想内容研究日趋完善及史学思想评价的日趋客观。来源方面,学界摆脱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仅受到西方兰克史学的影响的单一认识,认为其史学思想的提出与西方其他史学思想的影响也密不可分;内容方面,纠正了以前对“史学只是史料学”的片面认识,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评价方面,更为客观地分析了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但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研究就整体而言仍显薄弱,主要表现为论著的相应缺失和论文质量的尚需提升等。     

由《性命古训辨证》看傅斯年的学术思想与方法

处在"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时期的傅斯年,既继承传统学术中积极的一面,又汲取"西洋学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及其同时代人治学思想中优长之处,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与方法。《性命古训辨证》为傅氏代表作之一,"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是其特色,是其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经典表现。     

“造社会”与社会改造——以五四前后傅斯年的思想为中心

在五四前后兴起的社会改造思潮中,傅斯年另辟蹊径,提出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社会改造的关键在"无中生有地造社会","造有组织的社会"。傅氏的"造社会"论揭示晚清以来国人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认识并不清晰,社团实践亦存在根本缺陷,"造社会"可谓正本清源。五四前后亦有不少人从组织的角度探讨社会改造的途径,但如傅斯年那样注重个性与社会责任心统一,注重理想类型的社会组织建设的思想并不多见。在五四后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应有的社会改造、社会建设事业被社会革命所压倒,一度中断。故五四之际傅斯年的"造社会"论依然可以成为我们今日讨论社会建设问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