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钱穆的屈原研究浅论

傅斯年、钱穆二人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的著名人物。他们作为新旧文化激荡时代的知识分子,除了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整体性的关照之外,还对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有所探讨,关于屈原的研究便是一例。傅斯年主要从文学演进的思路去研究屈原的历史地位;钱穆除了对屈原进行评价之外,还详细考证了一些相关史迹。     

学界荐书

王汎森著:《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出版。本书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先生的近著。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教育史乃至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但是大陆对他的思想、学术进行深入探讨的专著至今尚嫌薄弱。王先生的这本书恰好能弥补这一遗憾。此书将傅斯年(1895-1950)置放于1896到1950年间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描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复杂动荡的时代,在多种两难选择(左派与右派、激进与保守等)的尴尬困境中"一团矛盾"的存在样态。     

试论傅斯年的墨学研究及影响

傅斯年的墨学研究以墨子"非命论"为核心内容,探讨了墨家思想的宗教性特点,分析了儒墨相争的原因和实质,考证了墨学源流及墨子其人其书。他的研究对同时期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傅斯年之墨学研究,既秉承科学的真理观,也富有民族主义情结,极具批判与创新精神,是一种努力重新评价传统的表现,有着与"五四"运动一样的关怀。他运用比较学、统计学等新的研究方法,立足于史料,进行合理的哲学思辨,为墨学研究乃至先秦思想史研究探索了一条新的路径。     

经史嬗递: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学术史考察

傅斯年所提出的近代史料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化,经学考证目的由求道向求真转化,载道之经传向切人事之史料转化。史料学的特征其实已经暗含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中,只不过是其哲学、心理学等西方学术背景促使他把实物资料和"科学研究之学术工具"提出来。把傅斯年史料学思想和其史学作品对勘,发现"证而不疏"并不一定准确,傅斯年的史料学是用比较的方法而求得通识,"证与疏"是其史学思想的两面,而陈寅恪更深入地实现了这个梦想,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史学求真与求识结合的道路。     

践行中西文化精神的经典范式——从师生交往管窥蔡元培、傅斯年的文化品格

蔡元培和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两个卓有影响的人物。蔡元培是现代伯乐,识才爱才,精心培育傅斯年这个傲岸的千里马。傅斯年天马行空,率性偏激,唯对蔡元培始终怀有崇敬的感情。他们年龄悬殊,性格相异,交往二十多年,书写了两代知识分子深厚情谊的佳话。其情义日笃的基石在于他们都用生命践行中西两种伟大文化的精神要义。梳理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彰显其间关系的核心纽带,对于采撷西方文化精要、弘扬儒学文化传统、重塑士林形象乃至重建民族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李学勤与“秦人源于山东说”

在先秦史学界，一直有“秦出东夷”和“秦为西戎”两种观点。比如，历史上，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就认为，秦人出自西方。而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等人的研究，则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     

傅斯年与北京大学

今年是博斯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北大学人，本文以海内外已公布资料为基础，并搜集了北大校内特藏档案，撰写了这篇文章，以资纪念。本文回顾了傅斯年一生与北大的密切关系，除了将傅斯年当年在北大读书期间的学业成绩首次曝光外，还对三十年代和抗战以后北大复校期间，傅斯年为振兴北大所做的大量建设性工作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民国底气

没有底气,何谈治学;没有底气,怎言社稷?时下出版界,民国史写作已渐趋热潮,各类论著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章太炎的"疯"、刘文典的"狂"、辜鸿铭的"怪"、傅斯年的"猛"、蒋廷黻的"犟"、陈布雷的"悲"、胡适的"雅"……也成为百姓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人其事被后世拿来把玩议     

傅斯年与钱穆的交往和分歧

傅斯年与钱穆三十年代曾有来往,后因史学主张等分歧而产生矛盾。他们的交往和矛盾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中不同学派的汇合与分离,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某些方面。梳理他们的交往和分歧,对于认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心理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聊城运河与文化族群兴衰——以傅、杨两家族为个案

京杭大运河自元代修会通河开始流经聊城,促进了聊城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促成了聊城文化族群的兴起.聊城文化族群受八股文化的影响,多数因科考取得功名,进入仕途而兴,又恪守儒家文化的忠孝节义等文化理念,家族内部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对外注重教化,敦睦亲邻关系.各文化大族之间遵守封建礼法,用姻亲、师友、世交等关系互相维护,用封建礼法相互制约,保持了各文化家族较长时期的传承不衰,造就了聊城文化的丰厚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