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汉代社会风气的嬗变

社会风气是文化面貌的重要表征之一。两汉社会风气,有一个由“轻急”到“谨厚”、由狂放到保守的变化过程。汉代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受经济条件、政治演变、文化背景等重要因素的规定和影响,它们皆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儒学的普及,统治观念的转变,是导致汉代社会风气发生变迁的最主要因素。     

“慎独”本义新证

“慎独”说在儒学思想史上影响深远,但从郑玄、孔颖达、朱熹以至王栋、郝懿行、王念孙,其解释莫衷一是,近年来由于出土资料的发现更引发了新的争议。本文在王栋、刘宗周、王念孙、凌廷堪、梁涛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郑玄以来解“慎独”为“谨慎独处”是错误的,而王念孙以及令人据筒帛《五行》篇解“慎独”之“慎”为“诚”亦不可信。传世文献与出土筒帛中的“慎独”,其“慎”宇只能以本义“珍重”为解。     

“断裂”与“兼容”:儒学复兴面临的困境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外源性的现代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社会的全面转型造成了传统的“断裂”。当人们开始审视现代化的局限时,试图通过复兴传统文化(如儒学)来弥补现代化的缺陷,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一种选择。但是,我们不仅需要弄清楚要复兴的是儒学的哪个方面(制度、思想或习俗),而且需要明确儒学之复兴所面临的困境。我们的确应该继承和发扬儒学的思想传统,然而当儒学失去了制度上的优势,面临着各种各样价值观念的挑战,尤其是置身于商业化的大众文化时代时,究竟如何培育它的“核心竞争力”,与现代社会“兼容”从而发挥有效的积极作用,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论司马迁的儒学观

司马迁继承了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精神,《春秋》笔法的伦理教化精神规定了司马迁对当代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时代主流思潮的经学、儒学必然在其笔下得到如实反映;他本人的学术储备及家学的影响则使他能够对儒家经学及其他学术流派的剖析有准确把握,从而作用于其整体思想面貌的呈现,在人物时事的评论中透显着儒家思想学说的深刻烙印。这是由其贯彻《春秋》人文精神的立场决定的,也是他尊崇孔子、推重儒学之学术思想理念的落实。     

儒学与人权:一个建设性的架构

在普遍的人权观念与特殊的文化传统之间,有必要建立起一种新的结构性关系。由于人权理念本身具有的双重性质,人权之证明,不应由某一种认识论来独断地完成:在国际层面,它是一种在实践协商中形成的共识;在文化层面,它意味着基于不同文化的多种理解进路之间彼此的宽容。国际人权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薄理论,它使文化的内在多样性得以保持。从这一人权正当性的双层理解进路出发,儒家传统完全能够以自己的语言参与到国际层面的人权共识中来。儒家传统越是深入地参与到在民族与国际层面上的人权对话之中,就越有可能增进其自身对于人权主题的认可。     

儒家性善论的现代证成——唐君毅人性论探微

唐君毅的心性论是其思想体系的础石,可谓实现了对儒家传统性善论的现代证成。他认为,人在根本上是精神的,人的一切现实活动都具有"精神实在"之同源性,宇宙演进史就是人类精神的发展史;关于人性善恶问题,他不仅由人生各种现实活动的客观事实给予了人性本善的经验说明,同时从心性本体论揭橥了人性本善的客观形上根据,而且强调信仰人性纯善乃是人类不可或缺的一种主观需要;并坚持合"心"与"生"以言"性"而整合先哲的人性论思想,肯定人性的种种不同面向,以多面化、立体化而精神性的人性观对治各种片面化、平面化、物质化的现代人性论。     

试论中国书院文化对日本私学教育的影响——以中国“白鹿洞书院”和日本“咸宜园”为例

中国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朵奇葩。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中国的书院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教育制度在明清之际传入日本,尤其是《白鹿洞书院学规》对日本私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日本私塾咸宜园是江户时代最大的汉学塾,虽然它不具备书院祭祀、藏书等功能,但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无论是中国的书院还是日本的私塾都实行开放政策,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注重知识教育和德育教育相结合,并且积极鼓励学生通过刻苦钻研学问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想。     

西汉河间儒学与中央朝的关系

西汉景武之世,河间是一个儒者云集的儒学中心。其整理文献、发明绍述之功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然其主张封建周制与中央朝所主张的郡县有着严重的冲突。献王在冲突中结束了其悲剧性命运,儒学则在冲突中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成为“今古文经学”的滥觞。     

中欧文明互鉴视野下儒学初传译介策略及其当代启示

儒家经典最初如何走进欧洲社会视野,不仅是百年来中欧哲学交流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也对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促进中国传统优秀核心价值观海外译介与传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从儒学初传的历史背景看,波塞维诺印本所收录的罗明坚拉丁文手稿乃是首次呈现于欧洲社会的译本形态。然而,通过拉丁原文语境的分析可以发现,波塞维诺印本与罗明坚原稿存在重要的译介策略的分歧。罗明坚译稿展示出“儒耶协同”的诠释倾向,而波塞维诺印本则有较明显的“援儒入耶”的译介立场。两种译介策略的差别不仅仅是术语文法层面的分别,更透露出儒学首次进入欧洲视野时西方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复杂应对心态与诠释方式。然而,无论罗明坚的“儒耶协同”还是波塞维诺的“援儒入耶”,这两种诠释方案均对当前中华经典外译事业具有重要镜鉴价值,即文化传播需要首先考虑异域读者信仰心态并进行处境化语境转型,在此基础上凸显儒家核心价值观并潜移默化地产生信仰共鸣,继而推进中国传统信仰价值在海外的深层次传播与文化认同。     

儒学能为21世纪新生态文化提供何种思想资源

儒家思想可以对21世纪新生态文化的建构提供贡献。儒家生态思想有三个关键命题：“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大人者,以天下万物为一体者也”。潜藏在这三大命题之中的是五个核心价值理念：和谐,和解,天人合一,联系性思维,以及有机体论。在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之关系在于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在于“人”与“自然”的一体性。儒家思想中的“仁”学,以及以分享、包容、同情、责任作为核心价值的母性思维（maternal thinking）,在建构新生态文化中具有关键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