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新命:“内圣外王”的现代创造观

“内圣外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典型特征之一,有其历史的传承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语境下,从“内圣外王”理想人格中挖掘出现时代所需要的“创造”潜质,也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与逻辑的体现.创造诠释说与创造教育说为其转化出“创造”性人格,提供了理论依据.由“德”化“新”立“创”,善养创造思维多元要素,化育人生最高义,揭示出“内圣外王”理想人格化为现实“创造”人格的路径选择.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比较复杂，深刻地打上了西学东渐的时代烙印，与传统儒家大异其趣。民国新儒家主要从西方科技、逻辑学、实验主义理论的角度，将墨学看作中国文化中最具西方文化色彩的部分，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墨不如儒，认为墨学的缺陷与西方文化相同，从而对墨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像肯定西方文化那样，认为墨学有一定价值，主张以儒为主融墨。另外，民国新儒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文化的笼罩，对墨子的伟大人格和救世牺牲精神进行高度评价。     

试析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观——以“反对大汉族主义”为研究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民族观的核心主张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且为了真正做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及友好相处,在民族政策实施上着重强调"反对大汉族主义"。从历史效果来看,以这种民族观为指导的民族政策已经非常有效地根除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存在于民族间的矛盾与仇恨,并塑造了今天中国社会共有的、强烈的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     

儒家文化在藏地的传播与融合——以藏族古代儒家教育为中心

基于藏汉地缘空间结构上的便通性、民族生理学意义上的亲缘以及汉藏语言系统的共性,历史上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通过多元渠道,尤其是儒家教育政策的实施,将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儒家经典传播到藏族地区,不仅改变了藏族社会的风貌,也推动了汉藏文化的交融,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比较—现代新儒家“体用观”内核之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为接续儒家学说道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其代表人物在科学与民主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浪潮下，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做出了独特而又深邃的诠释，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因其明显失衡而多遭非难，但亦因其丰富而瑰丽的人文思致而倍受学界瞩目。     

薛福成的日本观

薛福成认为日本酷慕西法,中国当鉴之;日本骎骎相侵,中国当防之.中国防范日本需真自强、行外交和护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