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子《琴心》考——由郭店雅琴谈老子门人的琴学

湖北郭店一号楚墓出土有《老子》及儒家著述写本,引起国际的重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几次举行国际性的讨论会。规模最大的,要算今年(1999年)10月15-18日,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举行的研讨会,笔者有机会出席,接触到一些新发表的论文,复在编钟馆再作一次详细考察。归来之后,因草此文。     

20世纪的先秦儒家礼法思想研究

本文梳理了20世纪先秦儒家礼法思想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各种相关学说的内涵和思路,并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了评价和反思。作者认为,20世纪先秦儒家礼法思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礼法思想的超越根源;礼与法的关系;礼法的“无讼”取向三个方面。为了深化这一主题的研究,还必须注意两点第一,要对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进行扩展性研究;第二,要探究先秦儒家礼法思想自身的理解和体悟方式,发掘其中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对当代中国的价值。     

儒家文化与秦汉封禅

秦始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的封禅活动 ,使封禅礼仪由传说变成国家最高祭天大典 ,在此过程中 ,儒家文化逐渐渗透其中。正是儒家文化的宗法伦理色彩和人文情怀 ,将原始的封禅礼仪改造成政俗合一的御用工具 ,也中断了它由原始宗教信仰向宗教化发展的道路 ,并通过秦汉帝王的实践 ,成就了千古独步的封禅文化。同时 ,儒家文化在将封禅礼仪纳入其阴阳、天地、祖宗一体化大范畴的过程中 ,也丰富了自身的礼仪内涵     

论现代新儒家对孝道的弘扬发展

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 ,力图弘扬发展儒学的新儒家 ,自然对儒学的核心观念与德目———孝也未曾忽视。新儒家三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梁漱溟、马浮、冯友兰 ;唐君毅、谢幼伟 ;杜维明、成中英等对孝道精神均有阐发 ,且各有其不同特点 ,但都肯定了孝在中国伦理中的首德和始德地位 ,视孝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和核心 ,阐发了孝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产生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而且结合当代现实与西方文化“权责伦理”的背景 ,对孝予以现代性的创造发展     

先秦儒家仁爱学说略论

儒家仁爱以“亲亲”为本,讲“爱有差等”,有一定的心理和情感基础,并非悖人情 而为之。而就其所及的范围而言,最高境界的仁爱“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实在博大宽广 ,既不自私,也 不狭隘。墨家对儒家仁爱的批评实有很大的误解,近世以来,反孔和尊孔两派亦未能有真 正确当的认识。儒家仁爱学说独特的内涵、性质和价值,实有待于重新认识。     

20世纪中西文化观念的冲突与会通

中西两种文化是两种类型的文化系统,前者是实践理性精神,而后者则是理论理性精神。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并与中学发生了冲撞,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先学其技术,后学其制度,再学 其科学方法和价值观念,直至从哲学思维的深层上试图融合中西两种文化。在此方面．现代新儒家的诸 种努力是颇有借鉴意义的。本文在评判诸种文化会通方案的基础上,指出中西文化的会通是一项艰巨和 复杂的任务,首先必须淡化和消除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立场和观念;而要真正实现中西文化会通,还需 要作长期坚韧不拔的努力。     

从《棘心》看苏雪林的道德立场

本文通过对苏雪林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的研究．剖析苏雪林的道德观及其主 场．追溯导致苏雪林文化保守态度的深层心理动因,探讨外在的文化传统如何内化为苏雪林的人 格模式, 并进而决定了她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以及她为人为文的特征。     

论儒家的救世精神

儒家思想建立在一元论世界模式之中,将宇宙的时间与空间的各个部分视为一个有机系统,因而这个宇宙整体中的任何一部分出现无序的情况都将会影响到这个整体的状态,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推动着历史主体积极参与明道救世的历史进程。儒家的救世精神是入世的,又是超越的,是一种以神圣的生命反响为目标的内在超越,所以儒家的救世精神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     

虽小道亦有可观焉: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游戏观

以孔子和朱熹为代表的正统儒家对游戏持一种相当节制的态度。然而在中国古代,士人的游戏活动是相当普遍的,其中一部分士大夫对游戏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不仅亲身参与游戏,而且积极进行游戏的编创。在这些士大夫看来,游戏不只具有“玩物丧志”的一面,还承载了若干积极的社会功能。游戏可以使人放松身心,怡情悦性,更重要的是能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实现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同时编制和书写游戏也是士大夫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是他们寄托思想与情感的一个精神世界。毋庸讳言,古代游戏中也存在与赌博、色情相联系的糟粕因素,历代文人中一直存在着限制和反对游戏的声音,这是古代士大夫与游戏关系的另一面。在当今的游戏时代,如何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健康有益的游戏文化,或许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获得启示。     

新儒学的《宣言》与德性伦理学的复兴

1958年,现代新儒家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该宣言批判西方文化的缺陷,并通过探索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问题的贡献而倡导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之于世界的特殊贡献就是孔子的德性伦理学。该宣言成为现代新儒家复兴的里程碑。同样在1958年,英国学者安思康发表了《近代道德哲学》。该文宣称近代西方道德哲学家都走入了误区,在人们找到确当的心理哲学之前应该中止道德哲学研究。这势必将我们带回古希腊,特别是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安思康的文章激发了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这两篇文献有着共同的批评目标———近现代西方道德,而且,各自提出的解决方案也有相似之处:一方的灵丹妙药是孔子的伦理学,另一方的则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然而,安思康并没有提及孔子,而宣言也漠视亚里士多德传统。进一步说,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由他们所分别推动的新儒学复兴与德性伦理学复兴这两大运动之间缺少对话和交流。通过比较分析这两篇同年发表的历史性文献,不仅可以找到两大复兴运动对话缺失的原因,而且还可以解释为什么《宣言》没有能够发现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在德性伦理学方面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