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务的耀眼明星——记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杰出青年文明号柳州市地税局鱼峰分局

1996年,当广西柳州市地税局鱼峰分局年轻的局长蔡伟从共青团中央、国家税务总局领导手中接过“全国青年文明号”这块沉甸甸的奖牌时,鱼峰分局就像一颗刚刚升起的新星一样,开始吸引着全国税务人的眼球。接下来的1996年到2006年的10年间,蔡伟局长和他的接班人刘坚一次又一次地捧走了全国的多项荣誉:创建全国文明行业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杰出青年文明号;首批全国青年文明号信用建设示范创建单位;全国青年文明号10年成就奖;全国文明单位……10年来,他们从辉煌走向辉煌,成了中国税务系统一颗耀眼的“明星”。     

求实创新搞活 办出学报特色

没有特色的期刊不仅存在已成问题，发展就更没希望。在期刊如林的激烈竞争中，求实、创新、搞活，办出学报特色，是学报繁荣和发展的唯一选择。     

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

本文从东亚世界整体关联的角度，探讨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个地区被卷入现代世界现代化大潮的总体进程，东亚这一巨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它的复杂内涵可概括为四个过程与三大基本演变形式。对战前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功”应待两点论，对战后东亚的重新崛起与新兴工业化地带的出现，应结合独特的时代机遇、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市场与国家、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等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并从中探讨有关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新的历史经验。     

三星堆：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的对话

三星堆六个新发现的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引发的最大关注,仍然是三星堆文明的来源及其与域外文明的关系问题。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来比较三星堆文明与世界古文明之间的异同,可以观察到高大的青铜立人像所表达的"偶像崇拜"观念,青铜、黄金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风貌,用"权杖"表达权力、威仪、崇信的权势象征意义,"万年之长"的古史传世神话系统等在精神世界、艺术观念与表现形态上的特性,表明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不仅产生了具有以中原殷周青铜器、玉器、甲骨文等为代表的一整套规制严格、体系完整的青铜礼器及其所反映的社会价值观、等级秩序和国家权力象征,同时还产生了以三星堆文明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对话能力的造型艺术、偶像传统和权力象征系统,体现出其最大的价值是在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之间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     

乡风何以文明：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嵌套组织及其运作机制

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和消费文化在农村的深入扩散,原本作为确认公共规则、增强社区团结重要途径的婚丧仪式变成村民面子竞争的舞台,乡土公共文化面临着去公共性、去价值性和庸俗化的危机,乡村社会阶层挤压愈发明显。由多层组织相互嵌套而成的社会组织——红白理事会,能够有效整合体制内外治理资源和规则,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协商、沟通提供空间和平台,有效推动地方制度创新和治理机制创新。在乡村文化的互动式治理中,红白理事会通过制度规范、精英示范、分类动员和声誉奖惩等社群治理机制,引导村民采用文明节俭的婚丧新规,非强制性地调节了社区面子资源和阶层关系。地方政府通过激励村两委组织、给予嵌套组织合法性支持、节制行政干预行为,激发了社会治理活力,实现了乡村文化的诱致性制度变革,为全国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     

环境修复诉求案件诉讼费的认定及承担

江苏常州“毒土地”案又被称作“天价诉讼费案”,两级法院对原告环境修复诉求性质的不同认定,致使案件受理费等诉讼费用的计算和收取结果出现巨大反差,这对研究环境公益诉讼中环境修复诉求性质的界定、证成和诉讼费用的承担机理非常典型。案件诉讼费的调控、引导、教育、衡平功能表达是司法资源优化、价值引领、行为规制和成本追溯的产物,合理的诉讼费用负担原则更是发挥着正诉激励、滥诉预防和行为矫正作用,对促进环保事业发展意义重大。从成本—收益角度考量,环保公益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成本投入高、收益低、责任风险大,若用普通民事诉讼规则来调整和规制,激励性远远不够。基于此,对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成本分摊制度设计便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案二审法院将环境修复诉求认定为非财产性案件且属优先诉求并据此计算案件受理费,将承担修复费用认定为优先诉求不能实现时的备位诉求,且在同意原告缓交诉讼费的前提下,判决由败诉被告承担原告一方的律师费、差旅费、案件受理费等相关诉讼费用,用环境司法实践有效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司法中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但立法等层面仍有不足需要完善。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及时代超越性

西方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之路向是以全球性生态空间修复策略、时间修复策略掺杂生态霸权主义谋划而展现自身的生态叙事合法性的。它所证成的合理性,实质上不过是资本逻辑的生态隐性呈现及非正义剥夺。拒斥“资本丛林”成为新的生态文明创造的基本方向。从实践的生态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论出发,以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为鹄的,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构筑了一个“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共同体”逐次展开的新路径。它摒弃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思维模式,建构了作为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生态主体性,塑造了以总体性环境正义为特征的伦理样态,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态空间生产的时代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的包容性与发展性为其能持续引领全球生态文明提供了可能。     

生态意识的觉醒与媒介培育

生态意识的觉醒是人类受自然界影响作出内生性的理念意识塑造,生态意识的培育则是生态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类自觉、主动地利用法律、政策、媒介、市场等对人的行为实施强制约束、意识改造、激励引导.生态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时代,表现为对自然的懵懂认知和敬畏;工业文明时代,表现为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反思和人与自然关系重新审视;生态文明时代,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代表的现代生态意识,开始科学认识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辩证理解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张生命共同体理念进行协同保护和全球治理.在生态环境的培育上,媒介要发挥信息传递和知识普及功能,增强生态科学意识;用好宣传教育和思维约束功能,唤醒生态道德意识;借助示范说服和案例引导作用,激发生态参与意识.     

人口压力、环境容量与贫困阴影──解决三大问题的必由之路可持续发展

自然生态系统在人类干预下失去平衡,突破环境承载能力,陷于衰退之中,形成打击经济系统的恶性循环,迫使人类加速资源消耗以图生存,从而引发非持续的环境异化和人口素质低下。与此同时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穷人的产生,贫困的累积,都是无法回避的棘手难题。中国的人口压力主要集中地体现在贫困地区。如果说,人口、资源环境与贫困问题的挑战,对于西方国家表现为如何维持原有文明模式,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则表现在建立一个新文明模式中走出困境。     

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于提高全民素质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全体公民的参予和共同努力。没有文明的，高素质的公民，和谐社会的建设将成为一句空话。只有社会全体成员的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提高了，才能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抓住提高全民素质这个“牛鼻子”，就抓住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