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于汉成之世考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堪称汉代经学文化的标志性术语,以往人们往往将它视为汉武帝的"专利".本文借用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从选举制度、郊祀制度和博士制度三个角度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得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汉成之世的重要结论.     

论汉代学校教育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基本轮廓的初步形成时期 ,其官学制度奠定了后来中国封建官学发展的基本格局。私学发展更具特色 ,书馆———乡塾———精华舍上下相互衔接 ,创立及门弟子与著录弟子制度 ,为后世学术文化社会化开辟了道路。特别是“独尊儒术”文教政策的确立与贯彻 ,不仅实现了两汉教育文化的儒学化 ,而且对后世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 ,影响较深     

独尊儒术:并不因为董仲舒--纠正一种流传广泛而久远的误解

长期以来,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扮演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罪魁祸首角色。董仲舒哲学中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内容,但汉武帝实施罢尊政治韬略绝不可能仅起因于一介儒生的建议。从高祖到武帝时代,一批批既酷好儒术、又通达事变并富有远见卓识的儒学政治家,对儒学的意识形态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且这种作用一定远远超出了任何醇儒学者的能力范围。"天人三策"的影响在学术而不在政治,在当时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如后世学者所虚构的那么深远。武帝之后,儒学未获独尊,百家也没遭致罢黜。整个汉时乃至历代所有帝王君主,其治国施政的策略和手段一贯都是王霸兼用、儒法并采的,在具体的政治操作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独尊儒术"。     

五德嬗代与儒术独尊

战国时期齐人邹衍创立的终始五德学说,认为五德相胜的规律决定了历史上王朝的更替和制度的改变。汉武帝即位以后,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仁政、德治相标榜的儒家学说取代了黄老思想,确定了汉当为土德,土德论最终战胜了水德论。这样,终于将王朝更替纳入到五德相胜的完美次序之中。     

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

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董仲舒是秦以后"为群儒首"的第一位大儒,他继承先秦儒家的思想,开创了秦以后"独尊儒术"和汉唐经学的新格局,而且对宋代的"新儒学"即道学或理学也有重要影响.董仲舒在中国儒学与文化史上占有堪与孔子和朱熹比肩的重要地位.本文从八个方面对此予以论证,并且指出,崇尚道德与和谐、仁者爱人、以民为本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     

浅析儒家思想文化对中华民族兴衰的影响*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综观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经历过无数辉煌兴盛的时代也经历过衰落与苦难.从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出现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兴衰历程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华民族要在新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科学评价、客观正确地对待与传播儒家思想文化,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与适当地引进外来文化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试论“独尊儒术”的文化价值

：“独尊儒术”是在儒学思想不断发展,而黄老道家思想已经不能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所提出的大一统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对各种文化资源有效的整合,重创新型儒学体系,还与当时的政治相互融合并互动,使得儒学理想化的政治指向往实践化的政治指向转变,最终贯通社会系统的上下,形成以政治为选择的价值观,重构一种完整的范式,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文化传承。     

从《淮南子》看汉初意识形态由黄老之术到独尊儒术的转变

在汉初几十年中,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采取了休养生息的道家治国理念,使黄老之术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一直稳站上风,居于绝对的主流地位。但汉初黄老思想毕竟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权宜之策。当大一统封建王朝羽翼日渐丰满的时候,大有为的政治要求就决定了避世无为的黄老思想已无力维系强大王朝的发展和稳固,势必要退居次要地位,甚至被打入冷宫,而代之以经世入世的儒家学说。因此,汉初意识形态,在70年的以儒道为主兼及其他诸家的磨合融汇中,在汉武之世必然走上道衰儒兴的道路。《淮南子》这部汉初思想的鸿篇巨制从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一融汇磨合的最好印证。     

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反思

当下引起广泛争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但通行的说法与史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它绝不仅仅是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那么简单的事情,在此之前已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积累阶段,并且即便是在当时,董仲舒在促成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称不上是最显著的.这个提法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有关,其中多有非关学术的因素.此种现象对于学术研究非常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