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先秦诸子的繁盛与两汉诸子的衰落

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诸子之学在经历了先秦空前的繁盛之后,于两汉走向没落。诸子学之所以衰落于汉代,统治阶级的好尚与子学的盛极必衰是主要原因,再加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个方面上的刺激,最终导致了诸子之学不可挽回的没落之势。     

董仲舒“独尊儒术”背后的话语陷阱——儒家公共话语建构的可能进路

董仲舒大一统宇宙论的建构和君道理论的完善,标志着儒家政治哲学的成熟;围绕权力的来源、运行、制约,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然而家国同构、伦理与政治高度重合的集权政体中,政治话语实际上成为公共话语的主要内容。“儒学”经过政治话语的表达沦为“儒术”,理论层面的“君权天授”最终导向现实中的“独尊儒术”。近代以来,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儒家思想重新参与公共话语建构,获得了新的平台与机会。儒家道德伦理在公域、私域之间的密切关联,对解决当代不同话语体系对立所造成的困境,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与优势。立足心性修养与仁善伦理,提供具有本土意义的人文语境和经验智慧,才能塑造真正关怀人的文明话语和生活话语。     

论唐代官学制度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官学制度日臻完善和空前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文教政策上,尊崇儒术,兼重佛老;在学校制度上,经学学校、专科性学校、职业性教育,各领风骚;在课程设置上,学科细化,必修与选修并进.另外,唐代官学,无论在学校体制、管理结构,还是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教学内容和考试制度等方面,都集中体现和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官学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性质特点,并对以后中国古代学制的演变与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浅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在整个中国的古代社会时期,封建社会占有很大的比重。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中国正式进入封建社会。在整个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一直是正统思想．并延续数千年之久。而在这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法律并不是从开始就完全儒家化的,而是经过数百年的演化逐渐深化而成的。     

被误用的《庄子》

《庄子》文字玄奥,意旨飘忽,常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生常常以儒解庄,导致出自《庄子》的成语,大多违背原义,误用两千年至今。     

儒家政治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循环——兼论儒术的“学”与“用”

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曾出现了长期的因循、停滞并导致了近现代落后挨打的局面。这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稳定性和极端专制的实质有关。儒家政治思想的实质是独裁专制 ,同时主张复古倒退 ,以历史循环为必然。作为官方政治理念 ,它在理论上为中国古代专制体制的稳定性与“合理性”提供了帮助和论证 ,并左右了古人的历史观和政治观 ,造成了观念和实践变革的困难。儒学是中国历史陷入因循、停滞的价值根源。     

独尊儒术与汉武帝的思想文化建设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详尽回答了汉武帝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他以敬天为旗帜,以仁义礼乐为内容,以兴学取士为手段,以道德教化为原则,确立了“独尊儒术”思想纲领。汉武帝通过一系思想、文化、宗教和政治措施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标志着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一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它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分离状态,使儒学由私学转化为官学,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     

教皇革命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异同--从影响法律传统的角度比较

教皇革命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分别在中西方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两事件,都对中西方的法律传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它们所确立的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民众在法律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这导致了民众的法感情不同以及在中西方推行法治的难易程度不同.     

试论《白虎通义》中的“孝”观念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经历历史潮流沉浮后,终于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登上汉代政治舞台,成为两汉的统治思想和主流文化。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认为,"孝"是仁的基础,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是教化的源泉。汉代独尊儒术,也是首次公开倡导孝治的朝代,且"以孝治天下"著称。那么,《白虎通义》作为由汉章帝亲自主持会议而编纂整理而成的一部书,以最权威的形     

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

从"以吏为师"到"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是秦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三次更迭的历史过程.李斯提出"以吏为师",乃是拘于一种历史的惯性,固守法家传统,却违背了历史潮流;汉初新道家,由于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局限,未能充分认识和吸收儒家思想,从而限制了"黄老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更大的实际效能;董仲舒提出"独尊懦术",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把儒学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致使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都蒙受巨大的历史流弊.历史告诉人们,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必须始终注重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