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汉代“独尊儒术”及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启示

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的独特内涵和结构关系,不仅成为礼法体系赖以生存的深厚土壤,而且塑造礼法的精神特质与相互关系。因此,秦汉时代法制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政治国家官僚体制有效运作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适应维护宗法乡土社会秩序的要求。汉代循吏施政执法的风格,就是沟通国家与社会,协调法律与礼俗的桥梁或表示。秦汉时代法制变迁,不仅是对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诸多事实的回应,而且也是各种因素长期“磨合”的结果。而这,对于中国当代法制建设颇具启示意义。     

独尊儒术的历史进程

西汉武帝以前时代,儒术的含义相对驳杂,一般是指与国家治理有关的仪式和制度。这种广义儒术的知识资源主要是六艺类文献。以六艺知识和文献为基础文饰政治,重建社会伦理、培养各级官吏、塑造王朝礼仪与形象,进而建构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信仰,是汉王朝面对当时社会政治诸难题的自然选择。至迟自汉文帝时期,广义上的儒术就已经开始受到王朝政治的青睐,武帝时代独尊儒术的历史转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景时期政治选择的自然延续。在中长时段的政治史视野中,独尊儒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与汉王朝大一统的进程大体是同步的。尊崇儒术其实是西汉王朝所实施的稳固统治根基的主要治策之一,并非仅仅因为帝王的个人兴趣或儒生的思想影响而出现的政治事件。     

试论董仲舒思想对儒学的双重意义

董仲舒以其天人三策和天人感应宇宙论促使儒学官学化、经学化,并以儒学为主体融合阴阳、五行及道家等思想,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又赋予儒学较浓厚的宗教色彩。董仲舒思想对儒学具有复杂意义,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儒学的特征和命运。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新探——兼答管怀伦和晋文(张进)教授

传统至上世纪90年代,学术界都认为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搞思想专制.笔者认为子虚乌有.但管怀伦、张进认为:虽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并以卫绾建议"罢申商韩苏张"为基点,展开论证.笔者认为不妥.卫绾不是儒家,"罢申商韩苏张"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个汉武帝时期都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事实上,汉武帝尊儒是采纳他儒学老师王臧的建议"绌抑黄老尊崇儒学",实质是"以孝为主,悉延百端."     

我们,走在路上

我中华好学之风,源远流长。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为学立说之风渐盛,老庄孔墨韩非之徒,皆境界超远、泽被后世之贤者,提携门徒,成书著说,自成高格。儒道互济,法治兼爱,后世受用无穷也。秦之一统,焚书坑儒,中华文化乃经浩劫。及至汉武,纳仲舒之谏,独尊儒术,而后代沿袭之,长盛不衰。后又衍为天理人欲之道,经世致用之学,兼容佛理禅对,加之西学东渐,遂成就中华文化厚德载物、包罗万千之雄浑气象。是以历代皆重治学,视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儒术”对徽商商业发展的工具性作用剖析

徽商“贾而好儒” ,论者往往皆从传统价值观的层面来加以解释。这当然是不错的 ,但却忽略了儒学对徽商的商业发展所具有的工具性作用 ,而这一点也恰恰是徽商崇儒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为全面而科学地理解徽商崇儒的原因 ,从工具性层面来予以剖析和论述。     

浅谈《春秋繁露》中的伦理观

秦、汉两代都是大一统的帝国,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的主旋律。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提出以六经为行为准则,高举崇儒更化的旗帜,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此思想体系正适应了汉武帝时代发展的要求。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是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杂以阴阳五行说;以儒家宗法为中心,提出‘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本文就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春秋繁露》的伦理观。     

汉武帝时期: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全面确立

汉武帝通过加强中央君主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推行中央集权的财经政策和官府垄断重要工商业的专制主义经济制度,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主义思想文化制度,确立了具有中国独特专制主义制度特色的制度模式——一体化专制制度。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兼论"焚书坑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学、儒生、儒籍处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儒家学派更注重于器物层面上的发挥,表现出实用功利性的特征,发生了从儒学到儒术、儒士到儒生、儒籍到儒经、民学到官学的四大转变。这种转变自现实层面来说,仍然缺乏封建帝王实现治平的实践模式,只是发挥了教化和缘饰的作用。自儒学自身发展而言,偏离“道”而求延续的生存方式提升了其学说的地位,使儒学资源在两汉时期得到全面整合,并初步探索了与其他学派融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