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与歌妓交往述论——以夏庭芝《青楼集》为中心

夏庭芝的《青楼集》记载了元代文人与歌妓的大量交往事迹,为探讨元代文人与歌妓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由《青楼集》可知,在元代,无论名公显宦还是浪子文人,都与歌妓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既带动了元曲多样化艺术风貌的形成,又促进了歌妓表演艺术与文学修养的精进,对元曲的繁荣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与此同时,《青楼集》独特的书写姿态,折射了以夏庭芝为代表的元代文人在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和文化修养等方面的新转向,呈示出元曲在元代文人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地位.     

元代科举对元代文坛格局的影响

元代科举长期废而不行,统治者用人重世家重根脚,士子文人失去了传统的仕进之路。另外,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均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影响了整个元代文坛的格局:元代士人阶层重新分化,文人群体雅俗分流以及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成为元代所特有的一个文化现象。     

公共舆论空间是如何介入文学的——以《大公报·文艺》(1933—1937)为例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作为大众媒介的报纸、杂志、书籍等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空间。《大公报》是中国现代一份富有影响力的报纸,其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副刊充分发挥了公共舆论空间的多重功能,对现代文学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大公报·文艺》深度介入到当时的文学领域,在文学思潮和文学论争、文学评奖机制的制定和文学审美标准的倡导以及具体的文学批评活动中都无一例外地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这在实质上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利用公共舆论空间实现自己文学理想的一次成功实践。     

北京胡同：繁华印记里的—声叹息

胡同,也称“里弄”或“巷”,是指城镇或乡村主要街道之间的、比较小的巷道。胡同,是老北京的一大特色著名的胡同有东交民巷、什刹海胡同等。一般都认为,胡同的称呼是从蒙语水井一词的发音演变而来的因为从元大都的实际看,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元代经济伦理思想的实学转向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蒙古人入侵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各民族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极大地改变着这一时期的社会基础。游牧民族的商业精神及其统治所带来的传统儒士地位的下降作为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两大因素,与其它因素一起,共同导致了元代经济伦理关系的变迁,并进而对思想领域发生作用:宋代的义理之学由此转向一般并日趋务实;能同时体现伦理追问和致用特征的实学进一步将其对"实体"的关注转向"达用";元代的经济伦理思想表现出明显的经世致用特征,并为明清实学之繁荣奠定了基础。     

元代社会保障制度述论

元代社会保障有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三个不同层次,内容涉及救荒、养老、医疗、生育、收养和抚恤等主要方面,明确了社会保障的对象、机构人员设置及其职责、具体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加以完善,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施行,体现了元代社会保障的制度化。     

元代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

元代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主要由社来完成.社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其职责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扩大.社长作为社的负责人,在具体执行社的职责时受到当时土地占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文革”时期的北京文物考古(下)

拆除西直门,惊现元大都城"和义门"西直门在元代,称为"和义门",是元大都西城垣之中门。明永乐十七年修缮后以原"和义"之名转承为"西直"。"和义"与"西直"之义相通。古以西方属"义",又有"师直为壮,壮则胜"之说。直,有理,理直,即为"义"。故将"和义"改为"西直"。当时它的主要功能是给往皇宫送玉泉山泉水的水车开门,故有"水门"之称。西直门瓮城是北京各城门中惟一的正方形瓮城,也是地铁动工之前,北京惟一保存完整的瓮城。1953年,为了交通方便,北京市曾考虑拆除西直门城楼和箭楼,遭到梁思成的强烈反对。梁思成提出在城楼两侧的城墙开券洞通行,城楼、箭     

顾瑛的多面人格和多变诗风

顾瑛是元末诗坛的风云人物。他的家庭和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的多面人格,这种多面人格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让他在不同人生境遇和环境中、或是与不同人交往唱和时表现出不同的人格与诗风。顾瑛所主持的玉山雅集吸引了众多的元末文人,他们纷纷来到玉山,与顾瑛诗酒唱和。顾瑛和他的玉山雅集只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主导性价值观弱化、文人观念趋向多元化、人格追求走向多样化的结果,是明清两代对文人思想桎梏重新加强之后只能追慕而不能复制的奇迹。     

从服饰管窥元代的身份制度

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封建政权,它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实现了空前的大一统局面。作为表征元代身份制度重要因素之一的服饰,显示出了不同以往的特质,它既体现了不同民族间的差异,亦显现出南北地区的差异,同时还烙印了标志不同社会身份等级的特征。它与中国古代传承下来的身份观念一起,丰富了中国古代身份制度体系的内容,使中国古代的身份制度表现得更为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