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存在主义解读

文章从存在主义视角审视大江健三郎的代表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细致分析了主人公根所蜜三郎的自由选择和阿仁、阿义两个客体化他者形象后指出:与世隔绝的日本山村因受到现代文明的侵袭而变成一个心灵异化者聚集之地,充满人文关怀精神的小说家则借根所家族男性特别是蜜三郎的担当行为为村民们指出了一条救赎之路。     

《东相王村董家庄双堠碑》考释

新近发现的《东相王村董家庄双堠碑》是研究中国古代交通史及历史地理的重要实物资料。研究指出,碑文所称“中都”应指金中都,其创制年代为贞元元年(1153)三月海陵王迁都燕京以后。此外,该双堠碑所载州县与《金史·地理志》相合,知立碑地点东相王村董家庄“南至本州伍十里”之“本州”，就是河东北路的石州。     

胜保与慈禧

慈禧在同治元年（1862）“垂帘听政”，与之前的满洲将军胜保的跳踉叫嚣，很有关系。     

青年会所留美名——民国时期北京(平)举办美术活动场所之二

青年会米市大街筹建会所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简称北京青年会)的建立时间是在宣统元年(1909)的春季,由北美协会格林(Cailey Robert R.1870-1948)与艾德敷(美国人,1906-1945年服务北京青年会)、张佩之、袁子香等人筹议创立的。翌年正月二十四日举行第一次年会,组成第一任董事部,格林自任总干事。会址位于北京内一区崇文门内米市大街路西,北邻金鱼胡同东口。初办时仅有旧房数椽。至宣统三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时间考

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是治西汉思想史的一大关键。但由于原始史料的局限,这一时间问题的考证久未定论,争论至今主要有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两种观点。文章以《天人三策》的自身内容为主要依据,参考其他史料,对此问题进行考证,分别指出了建元元年说和元光元年说的纰漏,并经过认真求证,提出了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时间当在元光五年的观点。     

何种明刊本最接近罗贯中原作

<三国演义>在明代中后期被反复刊印和修改,在现存众多的明代刊本中,嘉靖元年本当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本子,从编撰整齐则目、夸张描写伍伯事件以及排斥关索故事等问题中足以品味到嘉靖元年本所保持的原始风貌.     

刘艺舟民国元年行迹新考

刘艺舟民国元年之行迹清晰地昭示了文明戏的早期形态和属性,其本人亦为借戏剧活动推行政治理念的先导和表率,因而极具典范意义。1912年中国推翻帝制,刘艺舟也进入他政治和演剧活动的活跃期。他和革命志士光复登州、黄县,在上海新舞台演出新剧,组织新剧俱进会。他开展社会活动,发表政治言论,践行三民主义。年底,他率蒙藏探险团北上,谋求和平解决蒙、藏问题,以实现“五族共和”的建国理想。     

“爱历”之后无“元年”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蠡测

王跃文的《爱历元年》表明其创作出现了有意识的转向,他的小说实现了从“政治”和“性爱”这两个基本维度进入文学、探索人性的创作构架;在此意义上,《爱历元年》既是“情爱之书”更是“人性之书”。《爱历元年》的写作动机缘于既是作者的也是小说中人物的“中年危机”,对“中年危机”的破解则是道德出轨和感情突围;故而,爱情更多是一种精神修行和安顿灵魂的方式,对爱情“迷失”之后“回归”的只能是婚姻。     

王阳明龙场"臆说"两条——《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与《易》"贞"之略解

<五经臆说>是阳明先生于龙场留下的重要佚著,但无论是古本<王文成公全书>还是今本<王阳明全集>,均只见其一十三条而未见完絷.其中<春秋左传>之"元年春王正月"条与<易经>中"贞"一条,阳明对之作了疏解,充分反映了阳明"龙场悟道"之初"以经注我"并"甚觉吻合"的基本理路.     

也谈"击匈奴降者赏令"的颁布时间——与阎盛国先生商榷

敦煌酥油地简牍中有"击匈奴降者赏令".一般认为,"击匈奴降者赏令"产生于汉武帝时期.阎盛国对此说的驳斥存在着误读原始史料、片面剪裁他人论述、机锋错位等缺陷,所推导出的"击匈奴降者赏令"颁布于刘邦时期的结论难以成立.实际上,"击匈奴降者赏令"的施用对象主要是参与打击匈奴的汉人,而非匈奴投降人员."击匈奴降者赏令"是在匈奴降人大批出现,且汉朝对匈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形势下颁布的,时间不早于汉武帝元光年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