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燕乐的兴盛对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启示

隋、唐燕乐兴盛,佐证了"中国民族音乐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音乐和四域音乐以及外国音乐交流融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汉族音乐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外国音乐文化相互交融,衍生发展"的轨迹。因而坚持保护和继承民族音乐,培养高素质的民族音乐人才是民族音乐发展的根本出路。     

论魏源以致用为核心的经世思想

晚清经世实学的兴起,使文化精英获得另一种眼光.他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面向现实和着意实效为内在精神,开创了以"致用"为核心的实学思想体系建构.正是立足于以"致用"为核心的基本立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精英毅然走向变革和开放,从而揭开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帷幕.     

再论吐蕃小邦制的演变及其外来影响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前的青藏高原分布着众多的“小邦之王”,其后逐渐被吐蕃征服,演变成为地方实体政权,到吐蕃王朝中后期仅存吐谷浑、工布、娘布三个.本文检索汉唐文献,发现吐蕃小王制深受汉唐之间西北诸族小王制的影响,据此可以看出吐蕃与西北民族在制度文明方面的相互交流与影响.     

继承与嬗变:20世纪50年代桃花坞新年画创作研究

桃花坞是中国重要的木版年画产地之一。上世纪50年代,为响应国家号令,桃花坞年画加入了"新年画运动"的创作行列,年画创作人员及生产机构在此时发生了巨变,主要表现为美术工作者的加入及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成立,这些变革在为桃花坞年画创作提供新鲜养分的同时,也使之变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消解了其原有的民俗属性。本文在该时期新年画创作历程梳理的基础上,针对传统木版年画到新年画的继承与嬗变,试图讨论该地新年画创作的动机、影响,以及民间文化在新形势下生发的诸多特性。     

越南阮朝初期“京—城”政区体制的内涵与消亡（1802—1832）

富春京畿区和北城、嘉定城,共同构成了越南阮朝初期的政区区块结构制式。京畿区的设置是为了增强阮朝的中央统治能力,二城的设置则是为了加深对南北两大地区的控制。从地理平面来看,“城”属之地往往为南北两圻的中心地带;从政区层级来看,“城”乃统属数镇之地的跨高层政区,为阮朝前期地方政区的最高层级。在阮朝建立之初,“城”的设置具有代镇地方和政治缓冲区的特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明命时期分期予以废除。京、城的废止与省的建立,标志着阮朝“京—城”政治地理体制的消亡。     

汉译佛教广律之六众比丘因缘

六众比丘是早期僧团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们的事迹与早期佛教戒律的制定有很大关系。通过梳理六人身份与事迹,分析汉译佛教广律中所载六人的鲜明个性及与之相关的制戒因缘,同时考察六人作为释族比丘的重要成员与提婆达多破僧这一重大事件的关系,有助于了解早期佛教史尤其是佛教戒律起源的若干问题。     

清初大同镇裁革始末探析

在明代作为九边重镇之一的大同镇,入清后丧失其昔日的军事地位,清廷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其裁革,以便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大同镇原先的镇戍体系被清朝新设的绿营体系所代替,旧军被改编为清朝的绿营兵,多余的兵丁则加以裁汰。大同镇的军堡被废弃或转化为民堡,镇内卫所也被归并为府县,由地方官治理。随着大同镇的裁革,中原与蒙古草原之间相对隔离的状态也逐渐被打破,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融合和发展。     

中国通货膨胀率的非线性动态行为研究——来自MS—ARFIMA模型的新证据

使用允许长记忆参数d服从区制转换的MS—ARFIMA模型对中国月度通货膨胀路径的动态行为进行新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通货膨胀不仅均值水平和不确定性存在着“低通胀”区制和“高通胀”区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货膨胀序列的平稳性也表现出显著的区制转换动态。“低通胀”区制下,长记忆参数d1=0．361,说明通货膨胀是协方差平稳序列,“高通胀”区制下,长记忆参数d2=1．145,说明通货膨胀是非平稳序列。这一新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通货膨胀冲击的持久性效应也存在相应的区制转移变化。这要求央行在管控通货膨胀过程中,既要考虑均值和不确定性的区制变化,又要兼顾平稳性和持久性的区制变化。     

新时代中医药继承与创新问题探讨

中医药发展进入新时代，继承与创新是中医药发展进入新时代首先要讨论的问题。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对于中医药而言，继承比创新更重要。继承的前提在于对中医药理论知识、技术及文化的全面自信，继承的关键是对经典理论的反复学习与领悟；创新的关键是要“源于中医”，离开中医的创新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