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参对先唐送别诗的艺术超越

中国古代文人钟情于抒写离情别绪,诗作颇丰,本文以先唐送别诗作为参照,研究盛唐边塞诗人岑参送别诗中的功业情志、儒学用世情志及雄奇壮阔的诗歌意境等方面的开拓创新及超越。岑参送别诗的特质是诗人改变了先唐送别诗随意点染的写景状物特点,大肆渲染,烘托环境气氛,改变了先唐送别诗普泛化的抒写离情别绪的方式,是独具特色的心灵抒唱,用传统的低沉忧伤的诗题传达出坚定、高昂、豪迈的时代强音。     

论江永女书决非先秦古文字

本文从女书与汉字、女书的作品、女书的造字者、女书的传人、史志记载等方面,探讨了江永女书的起源及其流行年代。作者认为,女书决非先泰古文字,发生期不会早于清代,盛行于清末与民国时期。     

上博楚简《恒先》的道家特色

文章探讨了上博楚简《恒先》篇的思想内容,并与《太一生水》、《老子》进行了比较,指出三者分别以“恒”、“太一”、“道”作为宇宙的主宰者,提出了各自的宇宙生成论。三者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并立关系。《恒先》的成书时间最晚必须是战国前期。     

豫东地区睢县夷商文化初探

豫东睢县历史悠久,其得名源于睢水,睢水之名则与以鸟为图腾的夷商族群有关。睢县所在的豫东地区地处夷夏之间,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在此交汇,后来又成为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先商文化、二里岗等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尽管在原史时代考古文化多元,但在商代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东夷构成了豫东地区的主要族群。从地理分布看,二里头文化的东界局限在豫东地区西部,在先商族群来到豫东以后,岳石文化与先商文化构成豫东地区主要考古学文化,岳石文化与先商文化在豫东交错分布,直到二里岗文化期豫东的文化面貌才为之一变,睢县作为商丘市辖县,其文化面貌体现了多元文化交汇融合的特色。     

引经据典，以史育人：《童蒙先习》对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启示

《童蒙先习》为朝鲜朝时期童蒙通过《千字文》识字之后所要学习的儒学教科书,它虽然引用了很多中国的经典文献及圣贤的名言名句,但却不是盲目的,而是按照《小学》的编写体例从《小学》中间接引用的,并以此凸显了其为《小学》前一阶段读物的特征。就其历史观来讲,《童蒙先习》有其自身的民族意识,还带有苛刻的历史主体意识、明显的中国中心意识。就此而言,《童蒙先习》的这种编写特点对对外汉语教材编写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五）

文章伊始,作者运用了《青史》所载的相关史料考证了得银协巴之上师及其弟子和同门之谊的其他一些高僧的相关生平事迹,同时又依据作者所掌握的史料,指出了《青史》所记载的错误,并提出了不同见解。此外,还概述了第四世噶玛巴圆寂后的一些征兆和第五世噶玛巴的降生及其少年时的一些睛况。噶玛巴得银协巴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也是明代藏传佛教的著名高僧,《明史》记载他为“哈立麻”,即噶玛巴。根据文中所述,得银协巴出生于年波一处名为娘达木的地方,其父名为阿巴古茹仁钦,其母哈姆吉,而且得银协巴于母腹之中时即可口诵六字真言,六个月时便欲饮茶,不但能知前世,亦可推知当下,天赋异禀。总之,为了渲染五世噶玛巴出世的庄严与神圣,作者收录了一些传说与故事,并赋予了这些传说、故事以佛教的神秘色彩。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如此描写其实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考量,一则是源于自身的宗教信仰,二则是为了暗示由得银协巴继承四世噶玛巴的教主地位完全合乎噶举派的宗教法统。得银协巴聪颖好学,少年时便师从大规范师公贡巴与多丹仁波切研习佛教思想,加之自身较为丰富的社会阅历,从而很早就形成了对于宗教社会功能的深刻理解。虽然他一方面强调“欲接众生入善境,应引众生入释道”,但另一方面更认为“任何佛法也满足不了人的贪欲”,客观地讲,这样的认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湘潭方言的体标记“羾得N”和“在N”

“羾得N”和“在N”同为湖南湘潭方言中的体标记。其中“羾”与“在”都能作动词、介词,前者强调动态义,只能接处所宾语,不能接时间宾语,后者则可接处所或时间宾语。比较“羾得N”和“在N”,前者在句法配置上只能位于动词性结构之前,语义上只表进行义,语用功能上多用于随意场合,虚化程度较低;后者则可以位于动词性结构之前或之后,可表进行义或持续义,语用场合不限,虚化程度比前者稍高。     

对马克思主义灌输教育的再思考——基于教育者先受教育的角度

从教育者先受教育的角度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灌输教育,不仅可以直接回应习近平提出的"教育者受教育不够"的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灌输教育的研究,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根据习近平的讲话精神,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先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通过这些教育,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历史使命感、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以及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