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戴震哲学研究:拒斥形而上学

胡适从杜威实验主义思想出发,对戴震哲学作拒斥形而上学的解读,认为戴学是真正具有拒斥形而上学品格的新理学。这一研究具有反“五四”前后兴起的玄学之意义,具有启蒙精神     

品味克莱夫·贝尔的“意味”

英国视觉艺术批评家克莱夫·贝尔（ＣｌｉｖｅＢｅｌ）的“艺术乃是意味的形式”命题早已为人所熟知。但学界对此命题的阐释和理解却很难令人满意,对已成为艺术家们口头禅的这一著名命题,只是指出贝尔论证上的某种失误（如中外均有人指出贝尔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即用“有意味的形式”和“能唤起人们审美感情的形式”互释）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能将此命题视作只是一个有关绘画艺术的形式主义命题,而对其深刻内涵不做发掘;更不将之联系于其美学思想整体和美学史资料及思想背景,尤其国内美学界对贝尔将“意味”与“终极实在”相联系所作出的近乎简单的否定也似有商榷之处。鉴此,本文力图将“有意味的形式”加以重新“品味”,特别对其中的“意味”联系中外美学思想及贝尔的美学整体加以较为细致的理解和阐发。这样做的结论是：贝尔美学的核心和有极大启发性的部分恰在他的“形而上学假设”即把“意味”与“终极实在”相联系及有关艺术与生活,艺术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中     

古希腊"技术"神话的形而上学意蕴

古希腊神话是旺盛的感受力和强烈的想象力的产物,其中所讲的技术是当时现实机会技艺和幻想的非现实技术的混合物.有关技术的神话蕴含了希腊悲剧形式下的技术形而上学思想,深刻地反映了技术对于人类产生以及生存的本原意义.技术与人、神共在,技术性生存是神赋予人的本性;神人同性,恰是在自然力面前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确证;然而"技术"本身又是具有原始性缺陷的存在,为此,神(话)对于人类拥有技术表示担心,而道德则借助被赋予了神性的自然力成为规范人性和约束人的行为的内在尺度.     

随意的翻译与有问题的解释——谈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新旧译本的翻译问题

无论being(Sein)一词本身是不是系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系词含义是它的主要含义。最保守地说,至少它字面上就有系词含义。所以,应该将being译为"是",应该在汉译字面上体现出它的系词特征和系词含义,并且应该主要在系词的意义上理解它。谈论being的翻译,也应该考虑系词的意义,即使认为应该将being译为"存在"并为这样的观点辩护,也应该在系词的意义上谈论"存在"与being的关系,而不应该回避系词的谈论,或在系词的问题上避重就轻。Being及其相关问题,包括其系词含义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语言学和逻辑学的问题,而是哲学本身的问题,是形而上学中最核心的问题。     

论马克思现代性视阈的形而上学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现代性是充满歧义性与矛盾性的统一体,它高扬"人"的解放,却以内在的"控制逻辑"制造新的奴役,主体形而上学是其哲学文化表征,即超越性与强制性的统一。形而上学批判是针对现代性一场深入的文化批判,马克思正是其中的先驱之一,他将主体形而上学视为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以共谋关系的批判与生命至上价值的实践性重塑进入历史主义的纵深处,也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以"生命"为价值原点的现代性文化批判之先河。时至今日,否定生命多向度、多元性的"同一性"、"封闭性"、"控制性"生存与思维还在持续,损害着人类的幸福,重新发掘马克思这一思想资源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胡塞尔生活世界的两种含义——兼谈欧洲科学与人的危机及其克服

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经验实在的客观生活世界,一是作为纯粹先验现象的主观生活世界,二者之间隔着一道先验还原的界限。不同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与科学及人的生存的关系也不同:在胡塞尔看来,前者是近代科学产生的基础,也是造成科学“危机”与人的“危机”的根源;后者则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条克服这种危机的途径。     

拒斥形而上学——论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拒斥形而上学是现代分析哲学的根本目的所在。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图像"论出发,得出了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结论;维也纳学派则从经验主义的可证实性原则出发,强调形而上学命题的不可证实性;分析哲学的后期代表蒯因虽然承认形而上学的一定合理性,但其"本体论承诺"理论仍坚持认为哲学不具有陈述存在的意义。总的看来,分析哲学揭示了形而上学话语的某些基本特征和性质,但它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在根本上是不成功的。     

康德伦理学的奠基——以《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为中心

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著中,他试图为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从而为道德命令的实施提供理论基础。在这一形而上学理论体系推演中,包括三个主要的理论环节,即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由通俗的道德哲学过渡到道德形而上学,最后由道德形而上学过渡到纯粹实践理性的批判。这一理论体系为康德伦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典不再”时代的文艺学何为

随着经典的衰落,"文学性"的弥漫与诸多新文学形态的生成,经典概念愈益泛化,在多元文化激荡中重新确立"经典"的定义和内涵成为一种必然.惟此文艺学不仅要扩展研究视野,拓展研究领域,还要坚持研究的本土立场、问题意识、身份意识、语境意识和价值祈向维度,通过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的重构以及研究范式的转换,使文艺学在现实中重新获得话语权和有效性.文艺学何为势必要回到文学自身,研读作品、尤其是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此外,文艺学何为还要把诸如科技、市场、资本等因素纳入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