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苏浙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难题

除了中央,省级政府己经出台的举措与政策落实还存在不到位的问题外,更主要的是一些垄断部门的改革滞后,有可能带来“金融”、“能源”及“土地”等供给性瓶颈。     

“钱学森难题”与研究生教育观念的世纪反思——纪念钱学森诞辰100周年

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了“钱学森之问”或“钱学森难题”。“钱学森难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命题,求解它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联系目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重新反思大学的本质、研究生教育的特性、研究生读书治学的态度等这样一系列根本问题。革新研究生教育观念是求解“钱学森难题”的关键环节和必然要求。     

从价值同一性的历史构建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难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着力解决在多元的价值体系中如何获得普遍性认同问题,难点在于张扬的个体价值对于社会价值与他人价值的遮蔽以及道德知识、情感与行动三者彼此间的鸿沟。在对价值同一性的历史建构过程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价值认同的消解与重组难以避免,在个性自由意义上的差异成为了价值本体的时候,合理体现异同的辩证统一的机制是价值认同的关键进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增强普遍性认同的对策包括推动合理的伦理实体复归,＂自主个人＂和＂真实集体＂以及工具价值与终极价值之间的平衡,以及培养道德情感与促进道德践行。     

从坎陷论的视角看李约瑟难题

坎陷论是现代新儒家第二代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的重要理论,这一理论虽然不是由李约瑟难题直接引出的,但在学理上也有一定的关联。从坎陷论的视角重新审视,李约瑟难题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原因即在于其对中国文化特质的了解不够充分,而这也正是坎陷论超越于李约瑟难题的地方。一旦明白了这个道理,李约瑟难题也就可以得到化解了。     

如何追求文学的精神高度——毕淑敏小说创作论

毕淑敏是一个不断开辟新的人生体验和文学描写的有追求的作家。她的创作给文坛带来新的界面,也提出新的命题。这突出体现在四个方面：作家气质：“白衣天使”与“天才病友”的路径选择;面对疾病：隐喻与治疗的相互矛盾;审视心灵：揭示痛苦与展现隐私的暧昧立场;伦理难题：医学一社会学一文学的彼此纠缠。对毕淑敏创作的深度分析,也同时揭示出当代文学如何追求精神高度的困难所在。     

新时代容错机制的功能定位与构建路径

构建容错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干部管理经验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改革开放历程中应对探索性失误的创新举措。从国家、地方和个人三个层面考察,容错机制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目前,容错机制在运行过程中面临法律法规不健全、运行设计不完善、文化氛围不浓厚、问责关系未理顺等实践难题。全面构建容错机制,需要加快容错立法工作、提高机制运转可行性、引领容错文化建设、促进容错问责衔接,从而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宽严相济的新型干部管理之路。     

国家自主性：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双重难题”的关键因素——以权力、制度与机制为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着国家建设的“双重难题”,即面临着如何实现规模治理与推进发展相互交织的难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构建以领导权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结构、分工合作的制度体系和高效的国家权力运行机制支撑、保障、发挥国家自主性,使其成为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双重难题”的关键因素。国家自主性是国家主权内在本质的表现方式,它体现为对外的自主性与对内的自主性两个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的国家自主性表现为,通过运用领导体制长期稳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自主制定与实施国家发展规划,稳步推进体制改革和创新,有目标、有规划、有步骤、有措施、有成效地持续推进现代化发展。经过70年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性实践,中国自主推进现代化变革,逐步破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双重难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李约瑟难题”新解

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化中产生,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的欧洲诞生?高度专制、商业落后、观念封闭保守、缺乏理性精神等因素,是中国难以产生近代科学的根源。开放的政治经济制度和观念形态与科学在本性上具有一致性,它们是科技产生和发展的必需条件,在知识经济时代,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首要条件。     

在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信息时代中国现代化难题的深层根源

传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三重因素的矛盾和冲突是信息时代中国现代化难题的深层根源,而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这一深层根源在不同层面上的外在表现形式     

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数字内容的监管难题与解决路径

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数字内容出现了三大监管难题:数字内容的监管模式选择问题,数字内容的监管失控问题以及数字内容的监管权属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网络融合使传统的分类监管难以适应传播管道的一体化形势、终端融合使传统的源头控制失效导致内容失控,内容的融合产生交叉业务导致监管权属之争;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遵循媒介本身的监管规律,解决我国数字内容监管难题的的基本路径是:通过立法统一监管体系,确立数字内容的监管标准,强化媒介的中、后端监管,尝试综合型的内容监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