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中国逻辑思想论争的历史反思——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之争

20世纪中叶 ,中国逻辑思想论争实质上就是分析性理性与辩证理性之争。分析性理性同形式逻辑思维的精确性相关 ,而辩证理性则同思维的整体性相关。周谷城试图以“主从说”来解决二者的关系问题 ,而毛泽东则引导了那场大论争     

伽达默尔实践哲学对形而上学的超越

对伽达默尔来说，解释学不仅是哲学，而且是实践哲学。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是在以往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既包括理论，也包括实践，是对人类生存的一种反思，尤其是人类的世界经验和生活经验。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建立在正确地运用理性的基础上，它超越了以往的形而上学，他真正想要批判的是对理性错误地运用，并不是理性本身。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为未来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     

论柏拉图哲学中人的感性存在之放逐

在整个传统哲学中,由于理性形而上学的绝对霸主地位,人的感性存在一直处在被压抑或被边缘化的状态.追根溯源,柏拉图哲学是这种理性形而上学的真正滥觞.在柏拉图哲学的对话中,他不仅在时话的内容上通过提出著名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共相"论来论证理性高于感性,而且在其对话的哲学表现形式的风格上,也要尽力去让理智得到颂扬、感性得到贬低.追思感性的这种遭遇,对我们反思传统哲学的得失,重建当代哲学不无裨益.     

“圣”论——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体论（下）

"圣"的理念,在儒家关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终极关怀之视野中,乃是关于中国古典道德形而上学之基础主体论的中心话题之一。他们从"从容中道"、"天人合德"、"人伦之至"、"大而化之"等层面,揭示了"圣"的理念本质乃在于人性、人格之全面而丰富的能力系统及其对象化实践所能够达到的境界。     

康德定言命令的道德变革与实践困境

康德以纯粹理性形而上学为基础,强调善良意志和定言命令的实践理性价值.以"定言命令"为核心的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排斥伦理学经验论,弘扬人的主体能动性,在西方伦理学引起了重大的道德哲学方向性转变.然而,"定言命令"具有形式化和僵化的普遍化特征,存在严重的形而上矛盾和现实困境,受到黑格尔等人的伦理学批判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超越.     

坚持密切联系群众 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当前，特别要注意克服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状况，克服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歪风。”并多次强调，要把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为改进党的作风、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重要方面来抓，要求“全党上下高度重视，必须痛下决心把这两股歪风煞住，越快越好。”     

《形而上学》卷A第1、2两节中的知识问题

在《形而上学》卷Ａ第１、２两节中，亚里士多德开篇即提出“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的命题，通过对感觉、经验、技术、科学以及智慧等特定认识阶段的认识特征的分析和比较，他不仅证实了这一命题，而且还由此得出了关于认识活动的一些重要原理。他指出，哲学是纯粹认识的最高实现形式，它完满地体现了纯粹认识活动的最为根本的特征，即：对最初本原和原因思辨的科学，最自由的科学     

论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美学的继承性

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美学被称为“器乐的形而上学”，它把维也纳古典乐派，特 别是贝多芬看作为“浪漫主义的典范”。作为一种音乐美学现象，在它渗透到 浪漫主义音乐写作的技法与形式之前，是以一种接受方式出现的。     

现代西方哲学反形而上学的原因及途径

形而上学作为一门研究超验实体或本质的学问，曾经是西方哲学的主流。然而19世纪中期以后，现代西方哲学普遍出现了对形而上学的反叛。本文试图对现代西方哲学反形而上学的原因及途径做出全面分析。     

论维柯的诗性开端思想

从文化诗学的角度出发,揭示了维柯的诗性开端思想,认为不管是从具体的概念上,还是整体的方法上,维柯(Gambattista Vico 1668-1744)都把诗性置于理性之上,因而开启了一种由想象构成的普遍之路;在维柯的诗性思想中,想象不仅是人类个体发展的起点和形而上学的基本前提,而且也体现了人类历史文化的真正开端;这种诗性开端说把诗看成人类知识乃至文化的基本力量,揭示了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真实起点,表现出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