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党内政治参与中的党员管理

随着党员的文化水平、学历层次和政治素养的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履职尽责意识也不断增强,对党内事务的关心和参与逐渐成为他们的自觉行为。新的社会环境下,我党需要与时俱进地思考和解决党员在党内民主政治参与中的管理思路,这也是落实中央关于提高党建科学化任务的根本要求。     

嘉兴桐乡市出台文件刨新政府购买社工服务

近日,浙江嘉兴桐乡市出台了《桐乡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暂行办法》,并由市政府办印发了《桐乡市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社会组织创办公益性项目实施办法（试行）》。两个文件的出台,从不同层面规范了桐乡市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行为,为桐乡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我国56个民族之歌

共和国60华诞之长假期间,喜读国务院文件《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人民日报》2009年9月28日),静心深而思之,取56个民族     

理事之窗

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首期一体化全国技工院校师资研修培训班开班2014年10月23日,一体化全国技工院校师资研修培训班在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培训内容涉及一体化课程文件体系解析、工作页学习活动设计及编写、教学设计、鱼骨图分析及教学示范课等内容,北京市工业技师学院为本次研修培训班配备了强大的师资团队。     

论党内监督制度的完善

党内监督是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主要路径,党内监督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党内监督的主体和对象之间关系的不同,党内监督可分为自上而下、平行和自下而上三种指向的监督。这三种党内监督分别体现了党内的集中、平等和民主三种价值导向。进一步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必须围绕坚持自上而下、平行以及自下而上三种指向的党内监督并重这一总体思路。     

论党内权力的科学配置

推进党内权力配置的科学化,是现代政党政治始终关注的重大课题,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启示,是遏制腐败现象的现实需要,对于优化党内权力结构、促进党内权力良性运行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有关党内权力划分和监督制约的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共产党改革和完善党内权力运行体系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党内权力配置体系改革,必须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改革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健全和完善党的委员会制度、建立科学的党内监督领导体制和制约有效的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等方面寻找着力点,努力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     

国际法的历史解读——评《国际法史论》

在宏观上,《国际法史论》从具体国际法史实分析到理论学说述评层层深入地展现了一幅国际法史的全景图;在微观上,它通过三条线索,尤其是通过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史的交叉研究,以国际法律文件为中心和国际事件为中心,展示了国际法是如何在历史现实中运作并发展演变的.由此也可见国际法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超越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历史科学”向度——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困境瓦解的尝试性方案

置放在"规范性"与"事实性"二元维度中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要么对于资本逻辑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以"非正义"的应然逻辑来实施批判,从而成为一种"规范性政治哲学";要么是基于剩余价值理论所指认"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铁的规律"的"政治科学"。那么,如何解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存在两种政治理念的解释困境呢?实质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阐释困境"向后看"发端于第二国际,"向前看"可通过嵌入"规范性视角"与"经验性视角"的理论传统回溯发现它们一直是马克思思想的养料。在马克思自身的思想文本中同样可以确认,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的理论根基是奠定在双重视角之上的,既不能简单地认定其为"规范性的政治哲学",也不能简单地归结其为"实证性"的纯粹"经验科学",而应该是两者的"合题",从而实现政治哲学史上的变革。     

人民政协是实现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平台

人民政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不可缺少的。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人民政协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容纳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包容性;集合多元的利益诉求,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织渠道;提供协商对话的组织平台,是实现各方面利益协调的制度平台。因此,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制度平台作用,对于实现党内民主示范和带动人民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改革攻坚:对当代中国改革一个重大基本问题的分析

改革攻坚源发于我国后发现代化语境下政治权力主导的渐进改革模式。改革攻坚是针对处于体制核心领域即政治权力系统中严重阻滞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消极因素而言的。这些消极因素包括实体因素、体制因素与具体问题因素三个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的层次。改革攻坚意味着政治权力系统必须针对自身深化改革,进一步增强自身的制度规范性与治理有效性。中国改革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攻坚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