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体主义与个人利益——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集体主义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在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意义上使用过集体主义概念,但是,他们对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理论内涵作出过深入的阐释。他们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的结果就是虚幻的集体的产生,而真实的集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个人只有在真实的集体中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因此,他们极为尊重个人利益,但同时又强调个人利益并不是抽象的,不能“贪杯过度”。     

论巴蜀文化与来知德的美学精神

巴蜀地处盆地,四面环山,但巴蜀先民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努力开拓,冲破自然的束缚,向外发展.这种态度深深积淀在巴蜀人心底,逐渐形成了勇于开拓创新的巴蜀文化精神.明末巴蜀学者来知德不臣服和恪守权威、传统,提出"舍象不可以言《易》""格去其物欲"以及"文能载道,何害于文"的美学观点,以正人心和世风.这正是勇于开拓创新的巴蜀文化精神在来知德美学思想中的折射,也是巴蜀美学精神的特点所在.     

网络约车行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以"滴滴出行"为例

面对城市打车难的日益凸显以及人们出行需求的增加,以"互联网+"时代来临为契机,网络约车应运而生.作为互联网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一种新兴产物,网络约车在提高出租车利用率、降低公司成本、便捷人们生活出行的同时,存在着不计成本的烧钱补贴、打车软件技术不成熟以及监管机制缺失等劣势.构建科学的三方合作运营模式、制定动态价格体系、简化软件使用程序、提高准入门槛等举措,使滴滴约车能够更好地为人们的生活服务.     

大数据和企业精准营销相关性分析

对大数据和企业精准营销相关性的分析能够为精准营销的实施提供基础和技术平台,为企业对大数据的管理提供一定的方向,将很大程度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在拟定大数据和精准营销指标体系基础上,通过对黑龙江省服务业、商业企业、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其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大数据与精准营销具有显著相关性,客户数据挖掘对大数据具有显著影响,精准广告投放对精准营销具有显著影响。据此指出,企业应当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注重客户数据挖掘,提高营销的精准性,使其能适应市场竞争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交织下的爱情书写——穆旦《诗八首》探析

穆旦爱情名篇《诗八首》深受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其对爱情四个发展阶段——爱情的开始、深入、宁静和回归的描写,体现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交织,展示了不受束缚、回复本真、不断超越的强大生命力以及用审美的人生态度审视爱情的爱情信念。     

绘本游戏阅读活动开展的意义及其指导策略

游戏式阅读活动旨在充分发挥绘本中的游戏精神和教育价值,让幼儿在获得充分的游戏体验的同时,促进其各种能力的发展。教师在游戏式阅读活动中指导的关键在于能否正确看待绘本中的游戏精神与教育价值,满足幼儿“阅读游戏”的体验,把握“游戏式阅读”的指导要点,避免陷入重知识传授、轻游戏体验的教学误区。     

中小学教师依法治教的困境与对策

中小学教师是依法治教的实践者、宣讲者、推动者,是推动依法治教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在中小学教师依法治教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中小学教师法治素养良莠不齐,教育立法滞后、执法不严、司法不公以及中小学教师职前、职后法治教育缺失等现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深刻把握和充分发挥中小学教师在依法治教中的价值和作用,增强其依法治教的自觉性;必须深刻分析中小学教师在依法治教中面临的各种困境与原因,采取针对性措施,做到有的放矢,综合施策。     

正本清源：重审游戏精神

“游戏精神”是游戏的灵魂,然而也是一个歧义诸多、意义模糊的概念。由于对这一概念理解上的不明晰,导致当今关于“如何以游戏精神启发实践”的诸多探讨缺乏共同前提,从而阻碍“游戏精神”在教育实践中建构独立的自我生长空间、焕发其自给自足的生命力。在此意义上,作者从游戏精神与游戏的关系、游戏精神的意蕴重审两方面重新审视游戏精神的应然状态,试图为游戏精神“正本清源”。     

学深悟透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动民族宗教工作创新发展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旗帜、指引方向、明确方略、描绘蓝图、团结奋进的大会,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政策作为法的渊源及其法治价值

在社会高度分工合作、高度分化整合的社会政经条件下,政策作为一种由国家推动和保障实现的行为规范已与法相互融合乃至密不可分,由此决定了"去政策化"之不可能。追求体系的形式理性法应友好、适当地接纳对社会实在更具时效性及亲和力的政策性规范,释放一定的入口,防止成文法体系成为封闭、僵化的存在。政策对于"法律"的适用具有补充、梳理、纠错、协调和主导的功能,将其定位为法的实质性渊源,可使之成为沟通、弥合"形式法治"与"实质正义"之区隔的桥梁;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政策法规在一定情形下、相当程度上也具有法的渊源功能。在法治的问责制条件下,政策能够被合理"规训"并发挥其对法治的构建作用,而成为法治的内在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