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与治国——治水派学说的新经济史学演绎

以马克思—魏特夫—黄仁宇为代表的“治水派”学者的观点,是有关中国为何两千多年前走上大一统的一种有影响力的学说。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方法对该学说进行演绎,指出中国在文明早期,由于治水等跨区域公共事务供给面临高昂的合作成本,驱使国家治理利用纵向的行政控制代替横向的政治交易,以较高的管理成本为代价换取合作成本的节约,由此导致了大一统体制及其自我强化特性。提出有关中国“大一统之谜”的三个重要命题:大一统体制的形成是节约交易成本(合作成本)的产物;大一统体制的运行有降低交易成本(管理成本)的强大动力;大一统体制的解体是由于不能有效制约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合作成本)的上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管理成本和合作成本的相对变动决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结构有从单一制向联邦制调整的趋向。     

本刊影响因子排序居山东高校第1位、全国理工类院校第6位

由中国科学计量文献评价研究中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和清华大学图书馆联合研制的《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2006版)已由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报告是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最大的文献资源——“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所收录的6000余种各学科期刊的文献引文及CNKI中心网站全文下载频次为数据基础,以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期刊信息数据库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为依托研制而成的一部综合性的大型文献计量报告,全面覆盖了中国各类学术期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至2006年载文被引分析

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和《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分别选取“刊名”项和“被引文献来源”项,按年度分别检索《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至2006年共18期载文及被引用情况,排除“刊首语”、“卷目次”、“简讯”、“征文启事”等文献条目,对总被引次数、单篇论文被引情况、作者被引情况、     

民国时期(1915年～1930年)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的英文科(上)

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的英文科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函授教育模式.而是根据社会实际需求,设置"本科"制(学历教育)与"选科"制(非学历教育),灵活地创建了一套适合民国初中期的双轨英语函授教育体制.其教学体制、课程设置、教材、教法等针对学员的职业需求和成人特点,有的放矢,突出了实用性、技能性和职业性.尤其是课程设置不仅紧随社会市场需求,而且还密切关注学员职业发展动态,及时对其作出调整,以满足学员职业岗位群的需要.     

物质资本选择人力资本的博弈分析

首次分析了人力资本使用的集合并聚合性与科层达尔文性,提出了一种博弈公平的收益分配方式.然后,在此基础上,以C-D生产函数为例,导出了物质资本选择人力资本的博弈合作条件及结论,并阐明了人力资本的几种显示信号.     

面向AI新时代的多模态组合范畴语法

在大数据与大知识双轮驱动的AI新时代，自然语言处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多模态组合范畴语法是标准组合范畴语法的升级与优化。它继承了标准组合范畴语法的内部构造和运行方式，保留了原有的计算特性，同时增加了利用新策略的可能性。它最重要的创新在于，添加了模态算子并且融入了广义斯科仑项技术，使之更加符合普遍语法特征，具有跨语言通用性，具有更强的描写能力和解题功能，能够更好地实现自然语言处理，契合新一代AI的发展趋势。     

“新四科”背景下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质量提升路径探究

"新四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旨在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信息素养是对信息的搜寻、加工、理解和建构性重组的能力,是一种高阶的学习素养,亦是创新创造的素养。变革和加强信息素养教育,是实现"新四科"建设目的的重要手段,对此进行探讨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Python文本挖掘技术,对"新四科"政策文件中与信息素养教育的学术、科研相关主题词进行挖掘,发现学界在政策解读、认知能力、教学方法、教育主体等方面研究相对薄弱,随后在问卷和模型设计中提出研究薄弱的四个假设,选取重庆具有代表性的六所高校开展调研,运用问卷调查和回归分析等方法,检验模型效度。基于以上的研究,构建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质量提升路径:贯彻"新四科"等高等教育政策,构建以"元认知"能力为核心的教学内容,开展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改革,建立教学馆员追求长期专业化发展的激励机制等,以此改进大学生信息素养培养模式和机制,推动我国"新四科"建设的全面发展。     

学前科艺活动教学设计研究

学前科学与艺术融合教学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有利于幼儿获取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和更好的艺术素养．学前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的效果关系到幼儿教育的质量和幼儿身心的发展．本文选取了合适的教学主题，并设计合理的教学内容，通过教学实践，应用于学前科学教学中．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动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吗?——基于产权科层的视角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并非单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多层相关的循环关联，并且各产权科层之间具有相互嵌套性。随着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人地分离”现象更为普遍。与此同时，扩权赋能使外部主体不断介入集体内部，导致行政村、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三者的功能差异越来越明显，且重合度日渐降低。从产权科层嵌套的视角看，个体层次的权利叠消、集体层次治理主体的异质化、国家层次治理规则的虚置化等问题凸显。为了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应采用动静结合、两权分离等方式对多元治理主体进行类型化赋权，在个体层次实现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目标；在集体层次应按需拓展产权的权能，并对村民权、成员权和股东权进行规范化分置，实现效率与协调的目标；在国家层次应对多元利益主体的权利以及多元治理主体的职能进行明确划分和界定，保障治理规则的实质性运行，从而实现乡村治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