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困境与制度化路径

基于"自助-互助"原则建立的农村互助养老是一个短期利他但长期利己的互助合约。田野调查发现,在村庄缺乏普遍互惠规范的情况下,因社会信任水平低下和动员方式不当而不能激发出足够强烈的合作动机,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难以建立并持续。因此,应构建具有"小公共性"的现代村庄共同体,为建立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长效机制提供环境支持;应针对农村老年人弱势性特征以及短视性决策行为,构建改进版的基于互联网技术治理的"时间银行"互助模式,为合作生产的发展提供持续性与制度化的内在激励;应将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合作生产升级为组织层面的全流程集体合作生产,并通过内嵌于生产过程中的需求偏好显示机制和自我增权效应,实现农村养老服务永续供给的闭路循环。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协商治理中关系生成与规约的本土逻辑

西方治理是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对,制度化痼疾使得治理出现乱象。我国需要辨识治理的普适性与本土性,批判西方治理的意识形态性,实现对西方治理的超越,凝练治理的中国样态。协商治理是党领导人民以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共治理模式,是治理的中国样态。治理研究要立足社会情境与社会结构,直面“权利”“权力”等基础性命题及“关系”等本土命题。既要认识到消解资产阶级权利的必然性,又要坚守住权利底线。传统文化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基石,寻求权力的传统价值根基及其制度化是破解权力异化的可行路径。权利保障与权力运行塑造了实然的协商治理关系形态,判断中国式关系的着眼点在于关系主体所担当的角色及在角色互动中的定位。现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判定关系就是定位角色,定位在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中的角色。推进协商治理、规约关系需要精准角色定位,探寻关系背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土可能归因。     

乡风何以文明：乡村文化治理中的嵌套组织及其运作机制

随着社会阶层分化和消费文化在农村的深入扩散,原本作为确认公共规则、增强社区团结重要途径的婚丧仪式变成村民面子竞争的舞台,乡土公共文化面临着去公共性、去价值性和庸俗化的危机,乡村社会阶层挤压愈发明显。由多层组织相互嵌套而成的社会组织——红白理事会,能够有效整合体制内外治理资源和规则,为多元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协商、沟通提供空间和平台,有效推动地方制度创新和治理机制创新。在乡村文化的互动式治理中,红白理事会通过制度规范、精英示范、分类动员和声誉奖惩等社群治理机制,引导村民采用文明节俭的婚丧新规,非强制性地调节了社区面子资源和阶层关系。地方政府通过激励村两委组织、给予嵌套组织合法性支持、节制行政干预行为,激发了社会治理活力,实现了乡村文化的诱致性制度变革,为全国乡风文明建设提供了经验参考。     

乡村治理的集体再造——基于山东烟台X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见证了我国乡村社会的“集体缺失”。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呼吁“找回集体”,各地也纷纷在探索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载体的集体再造道路。山东烟台X村推行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是这些探索中比较成功的案例。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虚拟确权”实现土地流转,在保证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前提下,促成经营权向集体回归,以达成农民财产权与集体统筹的平衡,为乡村治理提供了集体经济支撑。山东烟台X村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是新时期众多党建型集体经济中的一种,这一模式为我们全面反思乡村治理中“集体回归”的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案例。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检视与超越——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当下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始终与资本逻辑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其实质是主权国家对资本权力统治逻辑的运用,是资本全球化背景下“中心—外围”模式的维续,在当代世界已面临危机与困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根本目标、制度框架、发展模式三方面变革资本全球治理模式,实现对旧的治理体系的超越：以共享为核心目标引导经济全球化转型,以公共价值引领全球市场,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提供公共产品,通过利益嵌入和市场对接等机制切实倡导经济发展中的多边主义。     

并购商誉、公司治理与风险防控

通过研究并购商誉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线性与非线性影响,同时分析现金流和公司治理结构在商誉泡沫金融风险防控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商誉增加会扩大股价崩盘风险,尤其是对非国资企业更明显;不同现金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不一样,对商誉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调节效应也不一样,经营性现金流和融资性现金流起缓解作用,而投资性现金流则可能起放大作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缓解股价崩盘风险,其中董事会的有效监督对国资企业最为有效,管理层的薪酬激励对非国资企业最为有效;适度规模的商誉能防控股价崩盘风险,不同行业的阈值各不相同,如房地产行业两个阈值较小,而信息技术行业两个阈值较大。     

国内协同治理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的知识图谱分析*——基于CSSCI数据库（2001—2021）的可视化研究

协同治理作为一门后新公共管理时期兴起的交叉理论,在解决公共事务碎片化、网络化等问题上卓有成效。为更直观把握国内协同治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梳理这一交叉理论的研究脉络,综合运用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工具CiteSpace.5.8.R2,对CSSCI数据库（2001—2021）中1,876篇国内协同治理研究文献进行数据源分析,并基于此分析协同治理的未来趋势。通过绘制、解读研究演化路径图谱、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关键词突现图谱等知识图谱,发现国内协同治理研究经过了概念引入、路径建构、创新运用三大阶段,当前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治理结构优化、区域协同创新等方面。随着公共事务现代性、复杂性的增强,社会治理协同网络建构、府际协同创新、公共危机和环境污染等议题的研究热度预计将不断提升。     

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与破解路径———以成都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是国家保持对基层社会有效整合的重要载体,而日益加重的社区负担和社区居民委员会行政化问题制约了其自治和服务功能的发挥。因此,社区减负增效政策的有效执行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本文基于米特-霍恩政策执行系统模型,依据成都市社区減负增效政策执行的具体表象,构建理论框架从政策目标、政策资源、政策执行机构、执行机制、执行人员和执行环境六个方面分析了制约社区减负增效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社区减负增效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政策目标层次较高、政策资源供给不足、政策执行程序尚末完善、执行机构权责边界不明晰、执行人员价值取向存在偏差、执行环境支搼不足等制约因素。在启动新一轮社区减负增效的工作中焏须从细化政策目标, 完善政策执行体系, 拓宽政策资源供给, 优化政策执行程序, 厘清府际间权责边界,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优化政策执行环境和跂励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等方面破解困境,使社区减负增效政策良性落地,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向联动高效的社区善治转变。     

论帝国的兴衰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却是在帝国政治中度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彻底崩溃,帝国研究也被严重忽视。21世纪帝国研究再度受到关注,这既有弥补帝国研究不足的学术动因,但更有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探索新的国际秩序的现实动因。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强大帝国,例如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等等。这些帝国持续的时间,长久者多达千年之上,短命者则只有区区十几年。帝国的产生和兴亡既要遵循一般的普遍规律,也有其各自具体的特殊原因。从普遍规律看,国家的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综合国力、政治制度、战略决策、领袖品性、国民素质和地缘政治等,都是影响帝国命运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