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财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基于历史演变分析

新时代中国财政治理体系的形成,离不开对历史理财智慧的挖掘与转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中国共产党因时而应,将历史上理财的定位、价值、管理、关系进行应时转化,形成了新时代财政治理的中国之治与中国之智。在财政定位上,从“家国大本”向“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转化;在价值取向上,从“治民”向“为民”转化;管理体制上,从“利出一孔”向“两个积极性”转化;在财政秩序上,从“礼义秩序”向“公共秩序”转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财政治理体系。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制度环境、区域“攀比”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

制度环境变迁除了直接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力外,还可能会通过区域“攀比”效应来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水平,其路径机制主要包括产业集聚效应与偏向效应。基于2005—2019年27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区域“攀比”在制度环境变迁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中起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环境变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存在单门槛效应,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规律。区域政府应深化区域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制度环境变迁效能,同时激发区域“攀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正向中介效应,促使三者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区域政府应深入研判自身与市场的关系,开展制度环境的市场化改革,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另一方面,遵循共商共建原则,强化区域对外开放政策改革力度,打造形成具备国际化竞争力的开放型创新体系,为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提供基本驱动效能。     

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之维

社会治理本身蕴含伦理要求。从社会治理主体的伦理角色定位来看,政党具有主导型功能,是主流伦理道德规范的制定者和倡导者;政府具有服务型功能,坚持人民至上,以为人民服务为旨归;社会具有协同型功能,以便协商各方关系,实现协同共治;公众具有参与型功能,以便彰显主体自觉,担当主体责任。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主要伦理原则表现为：目标上的公平正义原则,手段上的协商共治原则,责任上的共担共建原则,权益上的共享共荣原则。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伦理进路主要表现为：增强赋权转能,以多元共治秩序为基点;拓展理性内涵,以关照人文精神为支撑;回归治理本位,以德法协同治理为方式;强调公共价值,以善智与善治互构为目标。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实质上也是一种伦理共同体的构建。     

清末新疆私茶案件与地方政府应对

清末新疆地区的茶叶贸易,主要包括湖南安化官茶交易、晋商私茶贩运以及俄商茶叶走私,呈现出国内茶商与俄国茶商之间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其中官茶滞销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晋商大量贩运私茶以及俄商茶叶走私导致茶叶倒灌的结果。这一时期私茶案件的大量涌现,反映的是清末新疆地区茶市的混乱,具体表现为经济贸易纠纷频繁,中俄商人之间、当地民众与俄商之间矛盾冲突不断。清末新疆茶叶市场的乱象,根源于清廷及新疆地方政府应对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