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慕与吸纳:学校教育在游牧民族社会的推进——以前燕官学教育为例

前燕官学教育兴起、庠学与小学的教育形式与发展进程、崇经尚武的办学特点与历史作用渗透着学校教育在前燕政权由向慕汉文化走向吸纳中原文化历程中的历史使命,加速了慕容鲜卑由游牧民族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迈进。从办学宗旨上看,是流寓前燕的中原士人以宣扬先进的中原文化推进慕容鲜卑由游牧民族社会迈向农耕社会为目的改良慕容鲜卑人教育观念的必然产物。官学教育不仅为慕容鲜卑本民族培养了一批文武兼通的人才,也推动和促进了前燕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卓有成效地提高了慕容鲜卑的文化素质,而接受官学教育旋即成为慕容鲜卑人出仕为官的基础。     

移居河南开封的察哈尔蒙古族

康熙十四年（1675年）五月，原隶属于蒙古八旗都统管辖的八旗察哈尔左翼四旗兵，由宣府调往大同的途中哗变，欲跟随布尔尼王（北元末代大汗林丹汗嫡孙）起事，但未能与布尔尼军会合。旋即被康熙帝召回，并未加治罪。因深感康熙帝恩泽，自愿赴河南府驻防赎罪。     

断裂与交融——《清代北京旗人社会》读后

<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研究员于2008年出版了《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一书[1]。作者长年致力于清史、满族史研究,曾就清代北京旗人社会的相关问题发表了《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碓房与旗人生计》(《清史论丛》2005年号)等十余篇论文。本书乃作者积多年之功的晚成大作。     

关于清代布特哈八旗的几个问题

有清一代,在祖国东北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聚居的地区,设立了布特哈八旗进行管理,实行这种制度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就布特哈八旗的建立时间、实行八旗军政制度的原因、布特哈八旗的特点及其对这一地区民族关系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由氏族到八旗——满族民族认同中的矛盾现象

满族的八旗制度一向被认为是维系其民族精神、避免汉化的重要制度,而清代历朝皇帝亦力图强固满族本习。从满族氏族精神的建构、本习的定位及祭祀的变化三方面来看,八旗制度虽然凝聚了满族,却也破坏了原有的氏族精神,使汉文化更容易渗透其中,进一步促进满汉的"涵化"。     

从统治基础比较中日近代维新运动

中日两国在地理位置上一衣带水,历史上也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应该说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相似性。然而自近代两国进行了不同的改革,从此便分道扬镳开始了各自完全不同的发展之路。众所周知的造成这种不同的改革即为著名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尽管两者几乎在同一时间进行,然而结果却大相径庭。采用历史回顾的手法,通过对两国当时的统治基础即八旗与武士的社会资源获得和精神寄托两个层面进行比较,从中得出了新的看法。     

广博与新奇——评《八旗十论》

<八旗十论>除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之外,更多的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和民族学的角度开展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和新观点.     

由客居到土著--清代驻防八旗的民族关系问题研究

清政府对驻防八旗与当地人民采取了一系列的隔离措施,其目的主要是防止驻防旗人成为当地土著居民.但是在长期与当地人民共处与交往中,驻防八旗却渐渐融入当地社会,成为以驻地为籍的土著.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结果,也是统治者为适应情况的变化,对政策进行调整的产物.驻防旗人由客民转变为土著居民,不能等同于民族融合,但它标志着民族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     

清代驻防八旗与科举考试

科举制度到清代已成末路,但仍是清代选用人才的“正途”。清代对于八旗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采取了一整套有别于汉族的特殊政策,而在驻防地参加科举考试对于驻防八旗别有一番意义:是从客居走向土著居民的标志之一;是生计问题解决的途径之一;是旗、民关系或者说满汉民族关系发展的标志;是旗内各民族文化程度高度发展的表现。从科举制度研究的角度看,此种政策是对科举制度在民族与等级统治背景下一种变通与调整,表现出科举制度在清代仍有其生命力和灵活性,而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民族关系史的角度看,这种对不同民族区别对待的考试政策,表现出民族统治政策的灵活性,是民族关系发展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