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两广总督与广州的公共卫生事业

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起步,很大程度上缘于西医传教士种痘、治疗麻风病人等医疗活动,但以两广总督为代表的当政者并未将其上升到政府行政职能层面加以推行。穗港鼠疫中,西医防疫的先进性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促使官方的态度发生转变,逐步举办公共卫生事业。然而由于近代广东时局动荡,政府人力和财力有限,对于公共卫生的举办有心无力,不得不借助绅商、民间组织、教会团体和外国领事等各方力量来共同推动这项事业。     

清末民初公共卫生体系发展视域下的伍连德抗击东北肺鼠疫再探究

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对中国公共卫生构建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晚清以来的社会变革使官方与民间对现代医学逐渐有所认知,此次疫情则推动医疗卫生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以伍连德为首的西医专家扑灭疫情的同时,还有效遏制住日俄两国以防疫为名对东北地区的渗透,更以这次抗疫成功为契机,将毕生所学投入到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伍氏的贡献是清末民初西方医疗体系建设过程的一个缩影,展现出中国近现代医疗发展在科学、政治、文化间密不可分的交织作用下产生的若干历史面相。     

永川区扎实推进渝西医疗卫生高地建设

近年来,永川区卫生工作在区委、区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把卫生工作作为促进民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以打造渝西医疗卫生高地为目标．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基本药物制度保障体系,促进了永川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     

梁嘉琨：加强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关系人民根本利益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不仅要应对和消除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而且还要应对和处置事故灾难造成的危害。这些年来中国相继发生的这些重特大事故,凸显出加强安全生产事前的预防预警和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重要性和紧迫性的工作。     

民国时期现代医学对乡村疾病的防治与困境——以浙江省血吸虫病防治为例

我国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血吸虫病发现于1905年,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国民政府将浙江作为血吸虫病调查的主要区域之一,并设立防治试验区。在防治过程中,现代医学防治工作却在民众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面前,败下阵来,甚至遭到民众的仇视。医学预防措施因与民众生活习俗相异,与民众生产生活相矛盾,民众不予配合。防治工作由卫生人员主导,却难以得到地方行政机构及乡村士绅等有效配合,孤立无援。作为当时社会精英的医疗卫生人员,深入乡下,却与乡村之间有着明显的疏离,现代医学难以实现在地化。一方面,没有完备的公共卫生体系作保障,乡村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困难重重;另一方面,从血吸虫病防治过程又可以管窥出民国时期乡村公共卫生现代化事业建设过程之艰辛及失败原因。     

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正>公共卫生不仅在维护人类身体健康,提高全民身体素质,预防疾病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经济发展来看,卫生健康状况的提高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以通过对疾病、伤害和残疾的预防与控制,创造维护健康的环境,促进全民健康,提高生活质量为使命的公共卫生工作越来越受到社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重视。因为人口的健康是社会生产力     

用科学发展观引领妇幼保健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妇幼保健作为国家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实施新医改方案的大背景下，应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妇幼保健事业发展的各个方面。     

从戒毒康复者到禁毒志愿者——“涅檠重生”同伴教育辅导项目

药物滥用者生理脱毒后的复吸率居高不下是严重困扰世界各国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协助戒毒康复人员重树信心、建立健康的交友圈是禁毒社会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同伴教育”作为一项在国际上广泛运用于药物滥用阶段和预防复吸的专业方法，已经形成较成熟的应用模式。     

当好动监卫士——确保重庆清净无疫

重庆市动物卫生监督总站以担负预防、控制、扑灭全市动物疫病，动物防疫监督，畜禽和畜禽产品检疫，重大疾病诊断，兽医新技术推广，饲料和兽药产品监督检验及管理，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和安全监督，无害化处理病害动物及动物产品等工作职能为己任，通过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牢固树立了当好动监卫士，服务重庆人民的理念，确保了重庆地区重大动物疫病的清净无疫，让城乡居民吃上了“放心肉”，保障了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维护了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为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