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叙事:反思与批判

要更好地考察公共行政学的发展问题,就必须了解公共行政学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文化传统.以技术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构成了西方公共行政的宏大叙事背景,并界定了其理论思维与实践走向.重新梳理历史的要旨,不仅在于恰当地描述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轨迹、丰富20世纪的公共行政思想史,更在于彰显一种相对于现代性叙事、由批判角度形成的理论视野,从而激发人们对于现代性公共行政的批判与反思,并为构建和谐的良序社会提供理论参考.     

论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及其道德底线

自媒体传播作为迅速发展的新兴媒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独特的舆论功能,有力地提供了现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与完善.然而,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价值在现实中面临多重困境,需要为之设定相应的伦理立场与道德底线.自媒体传播应坚持何种伦理立场?人们通过自媒体传播参与社会舆论应坚守什么样的道德底线?又该如何控制和评价自媒体传播的道德底线?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关乎自媒体传播空间能否健康有序发展的全局性课题.探究并坚守自媒体传播的道德底线,以最大化地实现自媒体传播的公共性价值,当成为繁荣发展中国互联网文化的全民共识.     

后现代话语中的行政公共性

后现代公共行政以反叛和解构为其旨趣,直接地指向现代公共行政本身。行政公共性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首当其冲地受到后现代的反叛和解构。但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并非一种虚无的事实,而是与现代行政公共性完全不同的一种事实;它包含于碎片、差异、多元之间,在制度层面表现为公共治理。公共治理在其中展开的环境与语境,构成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发生的场域,它是一种公开、实在、共同的场域,可以称之为＂阳光之幕＂。后现代公共行政是该场域中的游戏,它需要共同制定游戏规则,又需要政府提供服务,从而后现代行政公共性得以实现出来。     

微博、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

微博因其“平权”、“零散”与“再中心化”的技术特质,具有对公众“表达自由”的“赋权”能力.目前,一批知识分子正以微博意见领袖身份,回应微博技术的赋权,参与公共话语的表达.文章总结公共知识分子在微博空间行使话语权的表现;提出制约其话语影响力发挥的因素和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如何将微博的技术赋权转化为自身的机遇.结论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生存存在多个方面的问题和隐忧;而微博“共景监狱”式的开放结构,让知识分子“虚妄的公共性”更为显性.为实现自我身份和公共价值的重新认同和构建,公共知识分子应积极介入、充分利用微博空间;秉持批判与道义传统,以特殊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中观和微观政治话语的表达,彰显自身的中心话语权力;推动公民交往理性和公民社会的建构.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公共政策与社会公正:权威与公共性的考察

非决策决定使社会公正在政策议程确定时受到致命威胁,一个制度内现存的权力分配常常是导致社会公正缺失的主要原因,公正缺失的残酷可能内含于法律政策体系之中.因此,有必要回到矫正公正的立场上对公共性进行追问,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和启动政策协商的机制.     

公共性和效率性观点下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多元化及其潜在问题

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多元化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极具争议,其产生之因是,通过多主体的协调配合可以克服政府及市场供给的无效或低效,但多元化机制中各主体的协调配合也会发生失效,一样会造成供给的效率损失以及产品公共性缺失的问题。而避免这种问题,政府必须发挥多元机制中的主导和协调作用,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当前我国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综述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野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健康发展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政治文明建设、公民文化形成意义重大。公共领域的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要热点,文章通过展现我国公共领域研究的一些基本成果,揭示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勾勒关于我国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的图景。     

文化的公共性与新兴城市文化治理机制探讨

本文基于文化公共性特征以及理论界对公共领域的探讨,提出当前公共文化领域转型应以文化公民权的保障为前提,文化治理机制的确立为关键,核心价值的共识为目标。文化治理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机制,它鼓励地方文化分权、基层多元自治管理和公民文化参与实践。公众对公共领域文化生活的充分参与,提供了一条形成公共秩序的文化途径;它将有助于在公共领域中重构文化主体性价值。本文提出促进公民积极的文化参与实践、搭建开放的创意社群网络及构建公共文化领域内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实现新兴城市文化治理的路径。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