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假设与法律绩效

错误假设会导致推理和决策的错误。在法律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假设,由于认识上的不足,其中一些假设并没有现实基础。目前对立法和执法有消极影响的假设主要有人的利他、公权万能、完全信息以及法律功能上的止于至善等,这些假设直接导致制度的错误设计和执行,从而影响其应有价值的实现,因此必须予以彻底排除。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面临的障碍及法律对策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问题,不仅与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推进和农村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作为一种新兴的资本运作方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有着充足的法律依据和迫切的现实需求,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但现有法律体系中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规定还不够健全,在运行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的法律制度。       

西部地区人才资源资本化的思考与建议

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地区,不断提高人才资源的资本化程度,对于充分发挥人才的创新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使有限的经济资源发挥聚变和裂变效能,实现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是极为关键的.正确分析西部地区人才资源资本化的现状与原因,以转化观为先导,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根本,以建立和优化人才管理体制和机制为突破口,是提升西部地区人才资源资本化水平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互联网经济组织发展的社会化与资本化双螺旋动力结构研究

互联网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较为复杂,要理解其运行机制需要从社会化与资本化的动力结构切入,互联网经济组织通过在互联网上创造新的社会节点和虚拟社区实现社会化,再利用社会化基础实现创收的资本化,互联网经济组织对社会化与资本化发展的先后策略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互联网经济组织社会化与资本化的强弱差异也导致了其不同的发展格局,社会化与资本化的有效结合是互联网条件下所有经济组织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国制造业研究与开发资本存量测算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Chines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16,CSNA2016）修订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核算范围和核算分类,将能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研究与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支出纳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核算范围。基于《2008国民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SNA2008）的GDP核算平台,本文构建了制造业R&D支出的资本化核算框架,测算了中国1990-2016年26个制造业行业的R&D投资与资本存量,为进一步探究制造业无形资产的资本回报率、生产率等经济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撑。测算结果显示：○1R&D投资是测算R&D资本存量的准确指标。直接使用各行业R&D经费内部支出作为R&D投资,将高估各行业R&D资本存量;○2本文构造的R&D投资价格指数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说明使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R&D工资支出的价格缩减指数是有效的;○3中国制造业研发实力不断增强。制造业R&D资本存量占全国R&D资本存量的比例从1990年的35.33%增长到2016年的67.75%;高技术制造业的R&D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高达20%~22%,对中国经济实现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起到重要的支撑和带动作用。     

土地资本化与农村工业化——广东省佛山市南海经济发展调查

本文在对广东佛山市南海农村工业化的调查基础上提出,让农民以土地权利参与工业化,可以屏蔽国家征地制度对农民权益的侵害,有利于地方工业化,让农民分享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级差增值收益。为了更好地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收入,应尽快修改现行《土地管理法》中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内容,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实行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的同地、同价、同权。     

借款费用资本化会计处理中的一致性问题

为购建固定资产而发生的专门借款,其发生在固定资产购建或建造过程中的借款费用应予以资本化。但是,各项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的时点并不一致;借款费用资本化与资产支出是否关联的处理不一致;专门借款取得前后的资产支出的内容确认不一致;以承担债务方式购买工程物资时资产支出确认的范围不一致。     

国有股权的公权本质与私法行使

国有股权是国家所有权在公司法人制度下的转化形式。国有股权来源上的公法性、运行目的的公益性、意志形成过程中的公法性决定其本质上属于国家公权范畴,但在公司法人的内部运行过程与市场环境中,国有股权应当保持股权的一般私法特征。明确国有股权的本质属性与其私法运行方式对于完善国家所有权制度与国企公司治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对未成年人的监护监督制度

我国目前的监护制度存在着监督不力的问题。监护很大程度上仰仗于监护人尤其是法定监护人的自觉,这显然不利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监督的缺位一方面是立法体例使然,另一方面也与现代观念上的“监护人的监护行为须受外部机关乃至公权力的干预与监督”的监护意识还没有被广泛认可有关,另外对亲权制度的误解也有一定的原因。因此,应设立公权监护制度,如设置监护法官、设置监护监督人、在民间逐渐培训基层的青少年保护机构等非政府组织以防止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损害未成年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