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蒙古文学史料学的起始与发展

蒙古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蒙古文学史料。随着国内外蒙古文学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蒙古文学史料搜集整理已逐步发展成为蒙古文学史料学。蒙古文学史料学包括蒙古文学的田野调查、史料整理、考订、选录、笺释、校注、校勘、辑评等诸多研究内涵。中国蒙古文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得益于蒙古文学史料学的长足发展。我们应当总结以往蒙古文学史料学研究的经验,使蒙古文学史料学更加系统化、科学化和理论化。     

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合流的社会文化探源

我国古代的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在鸦片战争前后合流,产生了侠义公案小说。本文对合流的原因作了探讨,指出读者审美心理的转变是侠义、公案小说合流的内在推动力,而清官和侠士在职责上的认同和职能上的互补则是侠义、公案小说合流的现实基础,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则为侠义、公案小说的合流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     

台湾《联合报》副刊的文学传承与角色变迁

报纸副刊是文学与传媒结合的产物,兼具了文学与传媒的双重特点.台湾<联合报>副刊继承与发扬中国报纸副刊"名家办刊"与"文学摇篮"这两大文学传统,在传播的空间构建想像的文学社群,用传播的方式培育时代的文学新锐,并在50年风云变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从"文学的伊甸园",到"启蒙的前沿阵地",再到"精致的文学堡垒".其主编从"文学的园丁",到"媒体英雄",再到"新文学的守门人".<联合报>副刊不仅折射出台湾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也为世人留下了文学与传媒互动关系的经典个案.     

苏联文学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文学思潮的影响

建国初期,伴随着政治和经济上对苏联模式的引进,苏联文学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深远而全面,几乎涵盖了理论建设、领导方式和指导思想等各个方面,对中国50年代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影响,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基础,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东西方文学理论的差异

这里发表的是一位越南学者对东西方文学理论差异的看法，作者认为，与西方文学理论偏重客体．注重“再现”不同．东方（主要是中国）文学理论偏重主体，注重“表现”。相应地，西方重叙事，中国重抒情：西方要求反映的“真实”，中国强调作家的“真诚”；西方强调的是对世界的确认．中国强凋的是对世界的感认，这一切与西方商业发展较早，中国自古重农不无关系。     

读《永生医院》，想象“永生”——从“写什么”说到“生生”

文章以郝景芳在《永生医院》中遭遇到的"永生"问题为切入点,在中西方生命哲学的大背景下,对当代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新人"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和个体生命的意义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者从中国传统的"生生"哲学出发,深入剖析了以技艺人的工作经验为基础的古希腊"制造"哲学借助于当代科技手段造成的生命哲学危机,指出"永生"不是生命的最高目标,唯有在变动不息的"生生"之中,才有生命的真实意义。     

中西集句诗论比较

中西文学史上的创作者与批评者都习惯将集句创作比喻为文本补缀的艺术,这为二者的理论比较提供了基础。集句倾向于采择具有公共性的文本材料,所谓“公共性”一般只能依托于文学经典。这使集句本身带有文学追忆与经典崇拜的性质。集句作为一种写作,形式上是文本的转移与组合,但又不止于此,这一过程还包含着意义的重新“赋予”。换言之,集句创作者是在进行文学的再生产。每一次再生产,都使原先的经典文本或多或少发生了意义上的转变。因此,看上去仅仅是文本游戏的集句诗,实则也是在探索语言、文本的意义边界。这个边界总是可以被不断推展。     

民族性的“遮蔽”及其背后——论沈雁冰对格雷戈里夫人剧本的译介

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场域中,作为西方最前沿的“新浪漫主义”文学潮流的爱尔兰戏剧经由沈雁冰、郭沫若等文人的译介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并因其所内蕴的反帝反殖语境与民族主义诉求而与中国社会的“救亡”主题产生了一定的共鸣。其中,爱尔兰戏剧家格雷戈里夫人的剧本得到沈雁冰更多的译介。但是,在“五四”时期“反抗与解放”的文学主题语境中,格雷戈里夫人剧本的民族性暗示乃至爱尔兰戏剧运动整体的民族独立诉求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其价值意蕴最终也只能落脚于“讽刺剧”“道德剧”等文体层面。这一方面表明,译介本身或许就是一场从原文到译文的歧义丛生的理论旅行;另一方面也表明,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政治意义总是具有张力地在译介的过程中与社会需求相互映照、相互作用。     

未来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自我认知】我眼中的自己——容易精神内耗,敏感,胆小,很信任他人,热情,不善于社交。别人眼中的我——热情,阳光,讲义气,脑回路曲折,心思细腻,有点矛盾。专业能力测评结果——言语、人际能力较强,逻辑能力不足。【职业决策】我计划在高考中填报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实现自身教书育人的职业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