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当前行贿现象及其综合治理

一、新形势下行贿犯罪的特点及其规律 第一,当前行贿现象出现了两个新变化,其一是行贿的时间和物品发生了变化.过去行贿多是节日送物,现在多是送钱,也不单是节日送,每逢"喜庆"就贿赂,一方面是在每年重大节日里给有关领导和实权人物送上"红包",另一方面是利用工业、庆典等机会行贿.     

律师行贿现象解读

据检察日报披露,自2002年以来,广东省某市检察机关查办了23名涉嫌向法官行贿的律师,涉及18家律师事务所。这些律师行贿的特点是目的明确、持续时间长、手段多样。他们直接向法官行贿,意图影响法官公正司法,或为追求胜诉牟利而诱使当事人向法官行贿。2002年江苏省吴江市法院院长费明受贿一案也带出了7名行贿律师,其中不乏当地的“明星律师”。律师是受当事人委托或由法院指定,依法协助当事人进行诉讼或者处理其他事务的社会法律工作者。由于所从事职业的特殊性,律师被认为是法律的使者和正义的捍卫者。认真负责、积极热心的辩护律师甚至被视…     

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方面探讨

挪用公款罪中的"归个人使用",包括挪用后归个人、归私有企业或以个人名义归其他单位、或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归其他单位,谋取个人利益的,只要符合"公款私用"这个本质特征,就是"归个人使用".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具体使用方式不应成为挪用公款罪的必备构成要件."超过三个月未还"规定得模糊不清,导致司法实践及理论上理解的不同,也与罪刑法定原则之明确性原则相违,所以"未还"二字应去掉,使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方面更趋严谨、科学、明确.     

商业贿赂犯罪的司法认定若干问题探讨

商业贿赂犯罪包括在刑法所规定的各种与贿赂有关的犯罪之中,一切基于经济活动而产生的受贿、行贿、介绍贿赂犯罪,均是商业贿赂犯罪。刑法修正案(六)并没有把国有事业单位的技术人员从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内排除出去。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成立的一个要件有画蛇添足之嫌。     

论我国行贿犯罪立法的缺陷及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部分外国刑法之规定为比较视角

同《公约》及部分外国刑法规定相比,我国行贿犯罪需作如下完善:其一,在罪种上新设对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和对有交易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前者可以提升我国行贿指数(BPI)排名,后者能够弥补行贿罪惩治范围的不足。其二,在主观上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代之以"意图收买职责行为",惩罚为正当利益而行贿者不存在刑法强人所难。其三,在客观上修改贿赂内容为"利益"并扩大行贿方式为"许诺、提议或实际给予",可以通过行贿行为定罪和行贿后果量刑的方式来解决提供非财产性利益行贿的认定难题。其四,在刑罚结构上调整罚金刑的设置并增设资格限制刑等。     

清官海瑞也行贿?

说清官海瑞也行贿,许多人可能不认同,但历史的真假是不以大众意识为转移的。最为直接的证据,是他在淳安知县任上,朝觐之年科派二百四十两银子作为行贿之用,其中九十两给了府衙及布按二司。另外还有两处间接证据。一是他对迎送过往官差的注重:宁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宁可薄下,不可不厚于过往。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稍有不如意辄颠倒是非,     

德国商业贿赂的经济法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刑法》均对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后果作出了调整,采用了综合规制模式。相比之下,德国从原来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模式向现行的刑法规制模式变化,尽管在法律责任和保护法益上体现出侧重点的不同,但规制对象和构成要件仍保持统一性。对比我国和德国的规制模式可以发现,我国存在规制对象不统一、调整方法不衔接、保护法益不明晰、构成要件不完备等问题,而上述问题均可在德国立法及其变动中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案。     

别拿着公款“补笊篱”

当知青下乡时,曾听老百姓说到“四大傻”：“补笊篱眼、焊筛子洞,给羊戴嚼子、漏雨堵灶筒。”意指那些不该干、不能干的“傻冒事”,那时认为不过笑话而已,并不当真。     

关于七十二万公款的事

1951年出生的杨敏是安徽淮北某单位出纳。今年由于单位人事变动,作为退休返聘人员的她面临被解聘。即将向单位“交账”的杨敏很不安,因为她挪用了72万余元公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