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领域、华洋竞争与上海外滩空间变迁

论文针对近代上海外滩形成过程中几个关键而长久未得到重视的问题展开讨论,其中包括公私领域、华洋竞争、地价和法规等方面与空间形态的关系.论文第一部分通过对沿江土地所有者、非沿江租地人、外侨管理者以及华人政府的利益所在、采取措施及其后果的剖析来论述外滩公私领域的范围、边界变迁之动因及其对空间形态的影响;第二、三部分则论述了在外滩历次的空间尺度变化中华洋竞争、地价所起到的作用.其中包括土地章程、贸易活动、外滩花园建设等影响因素.     

“零纠纷”拆迁找对公私利益契合点

“风雨棚挡道，摊点占道经营有碍观瞻，不利于安全通行，我们支持拆除。”2012年12月10日，重庆能源集团石壕煤矿对环矿公路两侧占道经营搭建的风雨棚和摊点进行的和谐拆迁工作完工，100多户商户都为“美丽矿区”建设出了一分力。     

饶之以财 裁之以法——北宋熙丰时期养育与约束并重的吏治体系改革

北宋熙丰时期的吏治体系改革是一次国家经济能力扩充和吏治体系建设相辅相成的系统工程,其学理根源来自于王安石"饶之以财"、"约之以礼"和"裁之以法"的养士观念,而背后的经学基础则是《周礼》泉府"开阖敛散"之法。通过政府的顶端设计与规划,搭建良性循环的财政体系,将官吏纳入国家财富生产、汲取与再分配的大局中,采取向各级胥吏发放俸禄,并用严刑峻法进行约束,同时增设祠禄官作为官员的淘汰退出机制等种种手段,提高政府运营效率,增强其在经济中的统筹管理能力,降低总体管理的成本。其目标是通过吏治体系建设,使"公私一体",以法度匡正风俗,实现"吏士合一"的王道政治理想。     

从公私观念的演变看儒家价值观

儒家价值观与儒家对公共性的理解及其公私观念的形成密切相关。儒家"推己及人";"修"、"齐"、"治"、"平";"三不朽"以及"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路径显示出儒家理解公私观念的独特方式。近现代的公私观念与对国民性的反思交相呼应,实则都是儒家价值观的入世表达和中西合璧式的改良。     

"大公无私"与"公私两无"——对中国传统"崇公抑私"政治思维方式的反思

公、私问题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过程具有全局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在"公"、"私"关系上的主导政治思维方式是"崇公抑私","崇公抑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一种理想的政治境界:"大公无私".但这种政治思维方式在现实中却造成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等多个领域 "公私两无"的尴尬局面.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崇公抑私"政治思维方式的固有缺陷表明:"公"与"私"是一种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关系,对 "公"的维护应当建立在对"私"的认可和尊重的基础之上,不然,"私"之不存,"公"亦难立,"公私两无"的局面就在所难免.     

我国公共服务合作供给方式的概念及关系辨析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我国公共服务的合作供给方式有多种,由于对这些方式的本质特点理解不够深刻,在实际运用中它们往往被混淆或替代使用。从它们的实然关系出发,在对公私合作、服务外包、特许经营、政府购买这四种最常用的公共服务合作供给方式进行内涵概念综述的基础上充分厘清各种合作供给方式之间的应然关系,是对我国公共服务合作供给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根本前提。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一种融资与管理模式初探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虽然在数量上经历了高速增长,但其融资及管理模式却无很大改进,即主要是依赖于政府财政投入及行政管理,造成了资金不足及资金利用率不高的局面。因此有必要将私人引入自然保护区的融资及管理中来,即公私合作模式。一方面,可以利用私人闲散资金,为自然保护区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私人参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以提高资金利用率。而且政府可以通过控制对自然保护区的投资额来间接影响私人对自然保护区的投资额,进而达到全社会净收益最大化。     

我国公共服务领域“国退民进”之路——从风险角度进行的分析

公共服务领域并不是完全由政府垄断的,私人力量也可以介入,以此提高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质量.跟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已经开始了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改革探索,但是我国的改革成效不大.从进入风险-过程风险-结果风险三个层面来分析我国目前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力量的尝试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并针对存在的风险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建国初期我国出版业调整述论

建国初期,为了解决出版业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我国对国营、私营出版业进行了调整。通过调整,融洽了公私关系,促进了出版业的繁荣和发展。     

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计算论证

《民法典》第1232条明确惩罚性赔偿引入生态环境领域,引发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及数额计算等方面的分歧。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具有环境公私益的双重法益特性,惩罚性赔偿适用于环境公益侵权和环境私益侵权。对于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承担可以违法行为的外显予以认定,合理地解释环境公私益主体的惩罚性赔偿请求权资格。基于环境公私益追求不同的制度功能,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数额计算在不同的法益中设定不同的计算基数和计算倍数,即环境公益侵权惩罚性赔偿要适度运用惩罚功能,设定为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的2倍以内;环境私益侵权惩罚性赔偿则在不超过侵权人的赔偿能力范围内谨慎地扩大倍数惩罚,发挥环境私益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激励功能。通过化解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适用的矛盾之处,为其数额计算奠定合理适用基础,补全生态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缺口,全面救济环境公私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