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处理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主要经验

毛泽东处理我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主要经验有:坚持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坚持把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具体地分析共产国际的指示,吸取合理的要素,摒弃错误的成分;争取共产国际理解与支持,同时支持帮助共产国际;维护团结,避免公开批评共产国际和苏联的错误。     

广州起义新探

学术界在研究广州起义的过程中 ,往往偏重于对其历史意义的分析论述 ,而对其目的、政权性质的研究则略显不足。对广州起义计划、实施的全过程进行考察后 ,可以认为广州起义的目的是双重的而不是单一的 ,即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屠杀的积极的退兵之役。其目的最初是重振“国民革命” ,其后是“开创苏维埃革命”。广州起义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不能仅看作是民主政权 ,它已经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对广州起义的功过评价也应该实事求是。     

魏金斯基第一次来华及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贡献

1920年4月至1921年1月,魏金斯基受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派遣,第一次来到中国。这期间,魏金斯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两大贡献:一是带来了大量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使俄国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取代了来自于日本、美国文献的温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逐步影响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二是先后创建上海“革命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直接促进作用。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与共产国际

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日益重视苏区和红军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它为共产国际支持下的王明“左”倾错误执行者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以实现对苏区和红军的控制提供了政策依据;它同时又使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党内的地位不断上升,为遵义会议最终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与陈济棠谈判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在“福建事变”过程中,由于涉及与十九路军的关系,而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不统一,这就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其次,“福建事变”失败后,共产国际不断总结经验,并不排斥与广州方面谈判,但驻华代表还是发生争执,中共中央也没有采取行动。最后,随着反“围剿”严峻形势的逼迫,中央红军突围在即,机遇稍纵即逝,中共中央比较积极主动地与陈济棠进行接洽;共产国际在得知后,明确表示支持且对谈判的尺度、条件等给予指示,最终促成了和谈的成功。     

论苏联、共产国际对北伐态度的演变

从1925年到1926年末,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北伐战争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即从坚决反对到摇摆不定再到全力支持。这是苏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调整其内外政策的结果。     

浅析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共产国际对他的态度

毛泽东个人认为他在中央苏区时期遭受临时中央“左”倾路线的排挤与打击的根源来源于共产国际，来源于斯大林路线，因为在他看来，统治临时中央的王明“左”倾路线听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东方部听斯大林的。其实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广州暴动失败后，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革命方式开始持支持态度，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挤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同，相反，共产国际的态度是要毛泽东加入政治局，并且对他加以宣传。     

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三年之中，他三次来华。第一次来华，在他的帮助下，“中共”一大召开。“一大”后马林就开始关注孙中山及国民党。马林考察各方面情况，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第二次来华，马林提议召开西湖会议。西湖会议确定了国共两党有“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的方针，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打下基础。为解决合作的具体事宜，党又召开了“三大”。马林以“三大”代表的身份第三次来华。“三大”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针及政策。     

苏联利益：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的隐性指挥棒

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它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苏联的国家利益是共产国际制定策略的深层次原因。     

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 0年 6月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实现《提纲初稿》中规定的政策 ,共产国际加强对中国的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马林起了积极的作用。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是马林以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的经验为依据而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