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位正式代表，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三年之中，他三次来华。第一次来华，在他的帮助下，“中共”一大召开。“一大”后马林就开始关注孙中山及国民党。马林考察各方面情况，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建议。第二次来华，马林提议召开西湖会议。西湖会议确定了国共两党有“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的方针，为国共两党的合作打下基础。为解决合作的具体事宜，党又召开了“三大”。马林以“三大”代表的身份第三次来华。“三大”最终确立了国共合作的具体方针及政策。     

苏联利益：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的隐性指挥棒

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位置。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它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苏联的国家利益是共产国际制定策略的深层次原因。     

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 0年 6月 ,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为实现《提纲初稿》中规定的政策 ,共产国际加强对中国的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马林起了积极的作用。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是马林以爪哇伊斯兰教联盟运动的经验为依据而提出来的。     

“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信任和支持

对于中共党史,很多人都认为毛泽东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排挤,不受重视。毛泽东也曾抱怨“: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其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虽然对毛泽东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看法,甚至是指责,但总的是信任和支持的。正是经过反复观察和比较后,共产国际最终宣布“:     

对"党内合作"形式的再认识

本文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作了分析探讨,认为这种合作形式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共产国际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教条主义

共产国际指导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具体表现在：一是在思想上实行禁锢,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二是在组织上实施控制,强调干部的工人成份,重用留苏学生和共产国际代表;三是客观上存在时空差距,造成情报难以准确和误判形势的遥控指挥错误,不可避免地给中国苏维埃运动造成接二连三的重大失误。     

农民运动讲习所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广州和武昌农讲所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辉煌成就之一,也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亲密合作的结果。农讲所的成功创办,导源于共产国际的东方革命策略,有赖于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得益于两党领袖人物的实地支持。其教育教学由两党干部共同参与,学员的选送和安排由两党合作承担。农讲所成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终于两党分道扬镳,反映了两者的阶级关系和不同政纲。     

中共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对苏联的认知与政策选择

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中共党史中的重要事件。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摆脱苏联与中共的“父子党”关系,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始、开展过程中,中共努力减少和排除苏联因素干扰,争取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自主。通过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中共逐渐在意识形态上摆脱苏联影响,也为中共后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重要思想基础。     

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与统一战线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动了大革命的迅猛发展。而国共统一战线是由共产国际策划的,并在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的共同努力下促成的。在国共合作的整个过程中,受共产国际的影响,陈独秀首先从思想上统一全党认识,继而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并在共产国际的监督下艰难地维护着国共合作。陈独秀为国共两党合作作出了贡献。     

斯大林与中共在开除陈独秀党籍问题上的分歧——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三次学术讨论会背景新探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党籍,这个消息传到苏联后,1930年年初,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召开了三次研讨会,讨论中国的机会主义和中国大革命的历史。会议以后,共产国际经中共中央转给陈独秀电报,敦促他去莫斯科,重新讨论他的党籍问题。这个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即在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问题上,斯大林与中共中央向忠发、李立三等人存在分歧。斯大林的重点打击目标是托洛茨基,加上其他原因,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不是斯大林所希望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