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

诺伊曼在广州起义中的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广州起义前，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负责人，诺伊曼对起义的态度是坚决的，他既没有不赞成起义，更没有与粤军张发奎、黄琪翔谈判妥协，对起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起义前，诺伊曼提出一套极“左”的指导方针，后因起义时间提前，这套错误计划破产了。起义时，诺伊曼又主张坚守广州，提出“进攻进攻再进攻”，给起义带来了重大损失。     

鲍罗廷与中共五大

中共五大是中共探索中国式革命道路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党的自身建设方面都有所前进.苏联顾问鲍罗廷没有出席中共五大,却是少数几位对中共五大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实际上搁置了共产国际所提出的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超前任务,而是面对现实,主张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先把冯玉祥接出来,减轻奉军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同时,在革命中心区建立乡村自治,再行开展土地革命.这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坚持国共合作的战略之下,是务实的选择.     

重新认识俄共(布)筹划国共“党内合作”的动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俄国发起了战略围攻。俄共(布)为了构筑稳固的远东防线,保护社会主义营垒,主动与中国国民党结为联盟。为了弥补国民党的先天不足,充分发挥俄共(布)与国民党联盟的作用,俄共(布)与共产国际便精心筹划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理论的“党内合作”,从一开始就注入了必然失败的因子。     

中共第三次“左”倾错误领导集体的形成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中共第三次“左”倾错误领导集体的形成,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但是,共产国际借各国党对它的隶属关系,通过派遣代表的做法,直接插手中共的中央全会,控制中共领导方针和领导集团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论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的形成同共产国际的关系

通过分析和研究大量文献资料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阐述和论证了共产国际与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形成之间的关系 ,进而深刻地揭示出共产国际在毛泽东农民问题理论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绝密情报源源不断地从这里传往党中央——记获取日军偷袭珍珠港情报的日籍中共党员

1941年10月，在日本东京爆发了一件震撼德日意法西斯轴心世界的重大事件，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这个事件的主角是法西斯德国驻日大使馆新闻专员，苏联战略侦察员佐尔格，另一位是近卫首相的秘书、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     

再论《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

以客观的态度，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时代背景，对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的宣言进行再评价。《联合宣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上起到了暂时稳定汪精卫等人，团结国民党左派，维系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后阶段革命行动争取时间的作用。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史研究的进展问题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影响和推动有目共睹。这种影响和推动,一方面在于它开拓了深入发掘中共历史档案文献资料的一条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也在于它为推进历史包袱沉重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崭新视角。许多中共党史问题的突破,就是得益于此。但人们或许还很少意识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有助于厘清1919年至1943年共产国际这一国际革命组织存在期间中共与莫斯科鲜为人知的各种复杂关系,它更重要的还在于为众多中共党史学者提供了一条全面研究和深入思考中共与莫斯科关系的历史线索。循着这条线索去思考问题,我们就不难发现,来自莫斯科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其实始终存在,它并不会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就烟消云散。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任弼时1938年出使莫斯科记

1938年,任弼时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委托,出使共产国际。他的这次莫斯科之行,使共产国际承认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战争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是正确的,也最终使共产国际认可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1937年8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召开中国问题的专门会议。王明以共产     

共产国际、苏联与八七会议“左”倾错误的源起

一、八七会议“左”倾思想的萌芽体现“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汉口召开的一次会议。它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开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会议却埋藏了“左”的种子,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