亵渎先烈就意味着背叛

近些年来,亵渎先烈英灵似乎成为一种"时髦",且"怀疑一切"大有蔓延之势。譬如,抗日女英雄赵一曼,1935年担任抗日联军第3军第2团政治委员,率领抗日健儿奋勇杀敌,威震敌胆,给日伪以沉重打击。她在《滨江述怀》里表白自己志向:"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男儿若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1935年11月18日,赵一曼因负伤昏迷被捕,敌人为了从赵一曼     

日本城市化发展中对“三农”的保护

城市化与工业化总是相伴而生,互相推动,共同发展。而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小规模的农业特征往往会使"三农"问题显得格外突出,中国如此,日本也是如此。由于日本的城市化过程早于中国,总结其城市化进程中对"三农"保护的经验,有助于解决我国当前矛盾最为突出的"三农"问题。日本城市化的发展是与工业化一起发展起来的,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用地、配套设施建设到生产、销售等政府都给予种种政策支持,以促进工业的快速增长,工业化又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为保障城市化的有序进行,政府对国土进行全面和周密的规划,制定《国土综合开发法》,以提高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为保证它的顺利实     

交互认识论：群众路线的新思路

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是交互认识论,强调了“干-群”双主体之间的对等性、互动性和主体性原则,因而彰显了群众的主体性地位,摒弃了主客体对立的认识论思路,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与本体论、辩证法上相一致的表达。通过交互认识,领导与群众形成共同知识与共同信念,在一个不断信息更新、信念修正、信息域和知识域增大的动态过程中,实现领导与群众的利益与责任的一致、手段与目标的一致。     

3D打印中CAD文件的定性与复制问题研究

3D打印技术的发展使著作权法上的复制变得更为高效便捷,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亟待梳理和解决的问题。基于3D打印技术原理,可将其分为输入和输出两个环节。在输入环节,对CAD文件的作品类型进行规制,采用视觉标准界定立体作品,并以“美术作品+模型作品”的思路进行综合保护;在输出环节,3D打印属于复制,且可以实现从平面到立体和从立体到立体的复制形态,复制权的控制范围应不限于现行法律所列举的方式。针对3D打印技术在网络传播中的侵权风险,应对合理使用中的私人复制予以限制,灵活运用“三步检验标准”对合理性进行审查。3D打印在著作权法方面并未引发新的法律问题,现行制度已存在包容空间,不必为其特设著作权新规,通过对现有规则的解释和借助已有案例的适用经验便能解决可预见的著作权法争端。     

论《食品安全法》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适用CSSCI

新《食品安全法》大幅修订了惩罚性赔偿金条款,完善了制度适用的部分内容,但仍有若干司法争议有待解决。合理判断惩罚性赔偿的责任性质应当对责任主体进行区分,请求生产者惩罚性赔偿的,应构成侵权责任,以造成损害为前提;请求销售者惩罚性赔偿的,既可以是侵权责任,也可以是违约责任,不必以造成损害后果为适用前提。食品安全标准属于技术性规范,经食品安全法的认可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标准,正确认定"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宜使用或然性、政策性、推定性判断,而应坚持规范原则,查找和比对各类食品安全标准。对于经营者"明知"的判定应当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为标准。     

在公共服务递送中运营共同生产：服务蓝图的贡献

本文认为,公共服务应从以产品为主导的逻辑转向服务途径。通过采取服务导向,公共服务递送的经验性、组织间和系统性,以及作为共同生产者的服务使用者角色,将一同被考虑。论文将通过服务蓝图的应用,解释共同生产如何操作。并介绍了高等教育中的一个案例。在这一案例中,蓝图的创建将师生汇聚在一起,专注于学生入学的设计,从而改善学生体验,并支持共同生产。      

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Bootstrap Wald-COMFAC检验研究

将共同因子约束(COMFAC)的Wald检验问题引入到空间面板模型中,讨论空间面板杜宾模型与空间面板误差模型的识别问题。蒙特卡洛模拟表明:在有限样本下,基于渐近临界值的Wald检验有着良好的检验功效,但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尺度扭曲。进一步采用残差Bootstrap方法,在不损失检验功效的前提下,能够显著地降低检验的尺度扭曲。因此,残差Bootstrap方法是更为有效的检验方法。     

人工智能自主发明的社会风险及其法律应对

人工智能技术既是一项制度文明,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制度风险。人工智能凭借其智能算法模型对人类思维的模仿,正在科研发明领域逐渐展现着具备脱离人类干预、自主创新的能力。但这种现代化的技术形态对法律所调整的诸方面社会关系产生了冲击。在智能机器自主发明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权利保护模式不明、侵权责任难以认定、市场竞争被破坏以及违反人类道德等社会风险。当前法律制度应从厘清权利保护模式、明确侵权责任主体与证明责任分配、规制反竞争风险以及加强伦理道德要求等方面进行积极应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以预防性治理理念为核心的法律运行体系,从而实现对人工智能自主发明风险的有效防控。     

信息处理者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民法救济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实现个人信息处理中信息权益保护与合理利用之平衡为规范意旨,并赋予自然人对自我信息的决定、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能,构成法律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前提基础,成为相对人处理个人信息与自动化决策的合法性依据。立法设计以“知情同意-同意例外”规则为个人信息合规处理的架构基础。当个人信息权益被侵害时,法官应充分运用动态系统论厘清信息权益损害的要素层次,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认定信息处理者损害赔偿责任。为实现充分有效救济,权利人可考量行使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二元救济路径,明确损害赔偿具体范围,保障其人格权益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