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文化外交浅析

文化外交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围绕建设＂文化大国＂、＂文化强国＂这一新世纪战略使命,在对文化外交的战略意义保持高度理论自觉的同时,以理性、务实和自觉的态度,大力开展文化外交实践活动。虽然中国的文化外交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只有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大力推进文化外交,才能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进程中推动中华文明的复兴。     

日本政府钓鱼岛事件对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钓鱼岛事件对策,虽基本立场未有微动,但在具体方式上却经历了从政治处理、政治和司法二元处理到司法处理的转换。这种转换之所以可视为有其必然性,主要在于日方对钓鱼岛事件在对华关系格局中的定位和成为决定事件处理方针制约要素的日本政治及国际政治的状况已发生重大变化。     

中东大规模动荡与我国的外交应对

中东剧变一年多以来,阿拉伯国家蒙受巨大冲击,引起了所有中东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而这首先与中东的重要位置有关.这次变局几乎波及所有阿拉伯国家,民众诉求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问题是长年积累下来的,2011年的动荡应是这种情绪的大爆发,虽会推动社会前进,但代价却是巨大的.叙利亚问题前景仍不明朗,目前只维持了脆弱的和平.中国以“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劝和促谈”的方针应对这次大动荡是正确的、主动的,不管外界有多少反对声音和暂时的不理解,都应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伊盟、伊合与中国中东人文外交

伊斯兰世界联盟与伊斯兰合作组织是泛伊斯兰主义制度化的产物,伊盟主要通过朝觐平台间接对伊斯兰国家政治施与影响,伊合则通过推进议题的方式直接对伊斯兰国家政治产生影响;我国历来重视发展与这些泛伊斯兰国际组织的友好关系,并取得了宝贵历史经验与良好的成效;在明确我国与泛伊斯兰国际组织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的资源优势、基本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基础上,探索我国对中东国家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人文外交的应对之策,旨在进一步提升我国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人文外交能力.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奥巴马主义”探析

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政策措施彰显"奥巴马主义",即军事上谨慎用兵,避免直接地面占领或卷入一场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新战争,而是通过武装反对派推行"阿拉伯人打阿拉伯人",减少人道主义干预的成本;政治上运用所谓美国的"巧实力",让欧洲大国和阿拉伯盟友提出议程设置,充当"急先锋",美国在背后"掌舵",以最廉价的方式延续美国在中东的领导地位;外交上通过议题设置,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服务于美国政府;经济上运用援助和制裁两手政策来实现政治目标;文化上利用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网络,开展民间外交和网络外交。奥巴马政府试图综合运用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手段,推动中东反美国家的政权更迭,维护亲美国家的政局稳定。研究表明,无论是主张依靠硬实力的"布什主义",还是主张依靠巧实力的"奥巴马主义",其在中东维持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却是一致的。     

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土耳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政治与外交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尤其在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依托中东格局进入旧已破、新未立的转型之机,逐步形成中等强国型的外交战略。本文从土耳其所具有的现实条件和制约因素两个方面分析该外交战略构想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埃及过渡政府的外交政策之调整

埃及过渡政府成立以来,已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多方面调整:对中东和周边的以色列、伊朗、尼罗河流域国家等,过渡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以转向和改变为主,且调整幅度较大;对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大国,采取了延续基础上的调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传统友好国家,则继续维持与深化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过渡政府对外交政策作出调整的原因主要包括:国内群众的诉求、重塑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形象以及革命后埃及“本土化”意识的兴起.埃及在外交方面的调整涉及美国、伊朗、以色列、海湾国家、非洲各国等,无疑对地区安全与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战后美日外交理念的转变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日关系在远东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两国关系又在很大程度上为两国外交理念所左右。战后初期,美国外交充满了自由主义因素,日本的外交则深受现实主义的影响并富有进攻性。受此影响,美日两国在太平洋岛屿问题和中国问题上分歧严重,双边关系也随之恶化。共和党政府上台后,现实主义开始主导美国外交,而日本迫于内外环境的压力,其外交更多地展现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色彩,积极与美国改善关系。这种外交理念的变化使得两国协调一致并解决了诸多争议性问题,促成了双边关系的缓解。     

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论析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此解释存在局限性。为此,借鉴中国安全外交实践的经验,提出"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概念。其内涵指国家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观念,借由双边或多边协同方式展开安全合作,以期达到地区或全球层面公共领域的安全状态。它具有四个"统一"特征,即在观念层面呈现国家自我定义与国际社会认知的统一;在行为层面呈现国家主观自觉与国际社会客观要求的统一;在状态层面呈现国家承担国际公共安全责任的稳定性与变化性的统一;在效应层面呈现国家利益与国际贡献的统一。在吉布提建立保障基地,是中国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理念的实践,在一定意义上逐步影响着国际公共安全治理格局的变革。国际公共安全责任分担的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的推进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了中国智慧。     

外交保护的发展势态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外交保护是国际法上一项传统的法律制度,它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经济全球化与和谐世界的大背景下,外交保护显现出了其特性与发展趋势.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附有官方评论,它集中了各国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在此方面的最新研究动态,不久以后它将成为供各国公开签署的国际条约.在此国际潮流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理当研究并运用它来维护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