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习仲勋的信任简

出任西北局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分析了形势并预测了时局发展方向．在战略上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陕甘宁解放区即成为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重要后方。同时，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包括西北局书记高岗在内的边区党政军机关及各分区万余名干部调赴全国其他解放区．其中一半人被派往东北建立根据地。当时。中央对习仲勋的工作曾有过两种考虑：一是考虑让他同高岗一起去东北工作。以建立和巩固东北革命根据地；二是随陈毅一起到华东根据地工作。但是。党中央最后还是决定把西北局领导工作的重任交给了他．任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政治委员。     

太行抗日根据地时期乡村社会的思想教育——以青年为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最大限度上动员各阶层社会群众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来,中国共产党在太行根据地针对不同的群众开展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当时国内以及各个根据地艰苦的条件下,八路军129师不惧艰难,在进入太行根据地时,严格遵守中央指示,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对青年等不同民众作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抗日根据地婚姻家庭问题研究综述——以1980年以来研究为例

自1980年以来,学者们从对传统婚姻的改造、离婚问题、妇女的家庭地位、军婚的保护等角度对抗日根据地的婚姻家庭问题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目前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薄弱环节,只有进一步挖掘史料,采用新的研究方法,转换与创新研究视角,才能得到更多收获。     

从行政主导到融入党治:抗战时期国民党大别山敌后根据地的宣传动员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政安徽,建立了以皖西立煌为核心,以安徽国统区为主体的大别山敌后根据地。为动员民众抗战和巩固自身统治,新桂系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抗战宣传工作。随着政治军事环境的变化,宣传工作的组织机构和中心内容先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宣传工作的统制日益加强。新桂系在大别山敌后根据地的宣传工作,经历了由行政主导到融入党治的过程,折射出新桂系与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之间关系的变化,反映出新桂系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党治的不断加强。     

慕院夼的新战役

山东省龙口市石良镇慕院夼村是一个典型山区村,三面环山,进出只有一条主路.1942年,抗日军民曾在这里抗击日伪军,史称"慕院夼突围战".今天,一场新的战役正在慕院夼村打响——威龙集团与村里结成了帮扶对子,出钱出力,献计献策,打响了新时期的脱贫攻坚战.     

独步京西之:缘宿沿河城

正据史志记载,沿河城因扼守燕山山脉的几道山口水口曾称"三汊村",万历六年(公元1578)建城后,才始称"沿河城"。为何称之为"城",我想就一个缘由:围村建城墙,御敌保京城。这座"城"自从建成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300多年间,经历过的战事虽然没有太多的记录,但作为战争要塞和军事重地,可以想象一定经过大小战事无数,战事也一定给这座"城"带来过无数的创伤。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以及周边地区,曾是八路军平西抗日根据地打击日寇的重要关隘要所。这里曾有一     

琼山抗日斗争与土地政策概述

琼山县是琼崖的战略要地(海口市当时也属琼山县管辖),也是琼崖抗日战争中的主要战场。琼山县人民群众在县委及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精神,因地制宜地将其发展成为适合琼崖抗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根据地。其中土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体现了琼崖特委一切为了群众,对广大农村抗日力量的关怀。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使得琼山县军民百姓一道,积极配合抗日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给予日本侵略者沉重打击,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攻逆流,却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过近七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的典范动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群众，从思想文化、经济、政权组织建设、典范等方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通过树立积极分子、举办群英大会、搞实验县模范村三种方式，发挥了典型示范的作用。典范作用显示了太行区群众的聪明才智与创造力，促进了太行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同时更新了太行区人们的思想意识与观念。     

一位功勋卓著,令人敬仰的老革命家——在纪念马明方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的座谈会是纪念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陕北党的重要领导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马明方伯伯诞辰110周年。我的父亲张达志曾经在明方伯伯的领导下,与明方伯伯一起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白色恐怖的严峻环境中,参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并在斗争中结下了兄弟般的     

缅怀父亲张觉青烈士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东江纵队三支队上九连山创建革命根据地70周年,也是先父张觉青烈士牺牲的70周年。父亲是广东和平县阳明镇人,1906出生,是中共和平县首任组织部长,东纵三支队民运大队长。父亲离家时我才五岁,牺牲时我刚满十一岁。我只有从革命前辈们的讲述和有关史料的记载中,了解父亲的革命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