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视域中的历史与意志

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洋溢着一种积极入世、积极干预的人生观与历史观.他非常注重主观世界(尤其是意志)对于社会历史的积极意义,希望藉此摆脱人在历史面前的消极被动局面.这不仅是直接面对社会历史环境的选择,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鉴于毛泽东在其人生的不同时期对主观意志的把握是不同的,毛泽东一生可以划分为青年毛泽东、建国前的毛泽东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毛泽东三个时间段,并分别做出考察.     

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对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12省1 926户农户调研数据

基于全国12省1 926户农户调研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了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60%的样本农户接受了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其中种苗提供、土地平整和机械收割服务的普及率较高。新型经营主体生产性服务能够显著提升稻农的技术效率,但不同稻作环节的服务对不同规模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对生产规模小于80亩农户而言,土地平整、机械栽插和田间管理服务的作用明显;而对生产规模大于80亩农户来说,种苗提供、土地平整和机械栽插服务的作用更显著。因此要积极推进机械化稻作服务,加强机械化技术集成,提升农机具的适用性和适配性,同时要针对不同规模农户的生产需要和作业条件调整服务内容,着重提高机械收割、田间管理等环节的服务质量。     

“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本质要义、实践审视和联通路径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媒化为核心特征的互联网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组织形态,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产传播的崭新篇章。人文互创是“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本质要义,以文载道、以网传道、以人弘道是人文互创的价值旨归。推动全球化、全民化、全媒化时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网络化传播,要坚持宏微互促思路,有机整合“互联网+”和“文化+”的具体形态。提升“互联网+”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人文互通效能,要以网络的主客联通对接文化融通和人心畅通,以文化的中外融通指引网络互通和人心畅通,以人心的内外畅通验证网络互通和文化融通。     

环境税改革与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2018年的环境税改革在我国环境政策史上意义深远。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税改革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税改革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内在机理为,环境税改革能激励技术创新、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进而推动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效果先上升后下降,而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逐年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对成熟期企业的作用效果比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更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强化环境税征管的执行力度,有序释放环境监管的长期信号并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基于Citespace的“资本论”期刊文献知识图谱研究

通过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资本论”相关文献进行内容挖掘与数据分析,再以知识图谱的形式加以展现,本研究具体探讨“资本论”期刊文献发表时间、相关作者,以及“资本论”研究领域的热点和趋势等问题。研究发现,“资本论”期刊文献发表数量呈现出波折增长趋势;代表“资本论”期刊文献研究热点的5个关键词分别为“资本论”、马克思、生产方式、辩证法和劳动价值论。“资本论”期刊文献研究演变过程主要包括5个阶段,即新特点产生与对比阶段(1998-2008年)、危机下资本论思潮阶段(2008-2011年)、唯物史观爆发研究阶段(2012-2014年)、扩散交叉发展阶段(2015-2016年)和政治经济学趋势热点阶段(2017-2021年)。     

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的长期均衡及短期动态关系研究——基于中国1998-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Topsis方法测度中国31个省份1998-2011年的农业科研机构创新水平,考察并预测了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的短期及长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对农业科研机构创新的长期弹性为0.67,短期弹性为0.55,当短期贡献偏离长期均衡时,误差修正将以42.7%的力度使其回至长期均衡状态;财政科技投入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之间呈现出互为因果的关系,即增加财政科技投入能推动农业科研机构创新,同时创新水平越高的农业科研机构能获得越多的财政科技投入;从短期波动来看,农业科研机构创新对财政科技投入增长的正向冲击较小,贡献仅为2.7%;而财政科技投入对农业科研机构创新的提升则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贡献达47.8%,且东、中、西区域变量之间的贡献度存在差异。由于农业科研机构创新对财政科技投入的贡献较小,创新水平高的省份和创新水平低的省份获得财政科技投入的差距不大,这显然不利于激励各省农业科研机构创新。实现“高创新吸引高财政科技投入”的科研体制,利于有效激发科研机构创新的积极性。     

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安全的基本范畴及其评价

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以往研究的全面梳理分析,结合经济全球化和当前我国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开放的现实背景,界定了开放经济安全的基本范畴。在此基础上,从资源安全、金融安全、产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五个方面构建了开放经济安全的指标评价体系,确定了熵权法和专家打分法等相应的指标评估方法。进一步地,从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视角明晰了开放条件下我国经济安全的风险来源。其中,内部安全的风险来源包括经济政策、资源条件、产业结构、市场秩序和自然事件等,外部安全的风险来源包括金融开放、经济全球化、地缘政治等。为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建议采取审计手段有效监督经济安全政策的实施效果,通过及时监测和反馈信息对国家经济安全进行预警;运用制度手段制定国家经济安全审查相关法律制度并完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组织架构;利用市场手段维护市场秩序。     

居民家庭的过度负债:度量与特征——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居民家庭合理负债可以通过消费平滑提升其生命周期的总效用,但过度负债会影响债务的可持续性。通过回顾现有研究中关于家庭过度负债的定义及其主要度量方式,确定了中国居民家庭过度负债的客观度量指标,包括债务偿还负担类指标和偿债后家庭贫困类指标两类。在此基础上,选取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中国城镇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以家庭经济压力的主观度量为依据,借助列联表确定了6个客观度量指标的阈值,并进一步考察了过度负债家庭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1)以债务偿还比率、调整后债务偿还比率及房贷偿还比率为基础构造的过度负债识别指标的阈值分别为50%、45%和40%；(2)以相对收入贫困线、绝对收入贫困线及绝对消费贫困线为基础构造的过度负债识别指标的阈值分别为30%、2300元和1.9美元；(3)家庭的净资产和收入、人口学特征以及所在地域等因素均会对过度负债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度量指标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为客观评价中国居民家庭的过度负债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结构性优化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国际视阈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改革:演进路径与完善措施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金融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推动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改革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至关重要。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路径为,从“双峰”监管体系改革开始,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优化、重塑,进而完成规则的制定。我国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从银行体系展开,经过认证准备、改革实施、深化改革三个阶段,初步形成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体系的一般框架。在总结国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体系改革经验、回顾我国相关改革历史的基础上,提出可从把握“内外兼修”原则,规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复杂业务,增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制定合理有效的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加快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估监管体系全覆盖,以及根据新形势修正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手段等方面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体系。     

数字化背景下我国零售业跨界与融合创新发展研究

数字化背景下我国零售业跨界与融合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此,从跨界与融合的内涵出发,研究了不同零售商业模式下的跨界与融合发展,分析了零售业跨界与融合的驱动因素及其类型,通过阿里巴巴典型案例剖析零售业跨界与融合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跨界与融合助推了零售业商业模式从低级向高级发展;(2)驱动零售业跨界与融合动因包括社会资本、技术创新、国家政策和数字技术等;(3)零售业跨界与融合的主要类型从结构、内容、方向、方式四个方面来划分:结构上划分为跨产业、跨行业、跨业态、跨品牌,内容上划分为渠道、技术、服务、场景等,方向上划分为前向一体化、后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等,方式上划分为市场引导和政府引导等;(4)阿里巴巴集团实现跨界与融合的动力源于国家政策、企业技术创新和内外部资本等。地方政府应加大数字化投入,扶持传统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零售企业应进一步以顾客需求为导向,推动创新,促进企业的跨界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