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行政合同的司法救济

行政合同是在二战后广泛应用于西方各国行政领域的一种新型非权力行政方式,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因缺乏有关规定,其司法救济仍存在着很多的不规范.完善我国行政合同司法救济,应明确将行政合同诉讼的受案范围,改变行政诉讼的诉讼构造;将检察机关确立为行政合同公益侵害诉讼的公诉人;完善行政合同争议诉前解决机制和诉讼模式.     

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在改革开放新阶段,必须更加注重处理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系.应正确理解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本质内涵.作为社会结构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经济领域的存在和变化方式必然受到其他领域的影响和制约.因此,经济领域中的生产力方面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得到社会结构整体的其它领域的支持,即客观上要求社会协调发展:在发展基础、发展环境和发展目标的影响和要求下,当代中国的社会协调发展必需以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为基础,两者应有机统一起来.     

传媒公共领域与和谐社会建设

本文揭示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蕴含的丰富和谐意蕴,分析中国传媒公共领域与和谐社会建设存在内在逻辑关联,针对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及面临的困难,探讨了传媒公共领域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江苏青年学人

正陈相雨陈相雨,1977年生,江苏泗洪人,社会学博士,现为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的生成及应对研究(13CXW039)。随着互联网媒体的迅猛崛起,草根民众获得了相对话语赋权,以至网络集群行为成为现实集群行为在互联网空间的衍生和变异。抗争性网络集群行为是网络集群行为的一种重要类型,特别是在我国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对于政府、社会及民众产生了层次不同、性质不同的多种影     

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路径选择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文化进入“千年未遇之变局”，这一变局至今尚未完成结束。中国的文学理论与中国其他学术领域一样，一方面面对几千年来积累沉淀的学术资源、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失效和断裂；另一方面则遭遇到西方现代文明及其学术思想的冲击。从“体用之争”到“科玄之争”，从“启蒙”的呼唤到“救亡”的变奏，从“苏联模式”到“西学新潮”，     

通过两维的社会控制走向法治--以当代中国法律为例对社会控制论的探求

社会控制论作为一种法学理论在研究中常常被片面地理解,这对于法治和人权的发展都是不利的.为此从分析澄清社会控制的主体、系统构成和维度问题入手,进而提出通过法律来设定"人权"作为基本的目标,利用指引、支持、规惩、扶持等复合的方式,对公权力领域和私权力领域实行两维的社会控制.希望结合我国现行的法律及其制度,探讨人权秩序化和走向法治的途径.     

现代人的价值处境与"责任伦理"的自觉

要切实回答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等重大问题 ,一个基本前提是澄清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所面临的特殊的价值处境。我们是在一个“祛魅”的世界中寻求价值 ,这一点造成了“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的分离等严重后果 ,并由此导致了“价值的多神化”和“诸神之争”。我们应该对现代性所带来的这一根本的基本价值处境保持清醒的自觉意识 ,并因此摒弃种种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价值态度 ,自觉地确立起一种“责任伦理”的价值态度 ,在“责任伦理”的确立中 ,来确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这一点 ,对于当下中国人的价值定位和价值选择 ,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国大革命前公民意识的养成

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人民群众在法国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仅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本文并没有直接触及这一问题,而是从革命前法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出发,探讨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中,这种"积极参与"的近代公民意识发展到一个顶峰。即法国人的公民意识是由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唤醒的。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习俗影响下产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启蒙思想孕育成为一种公民意识。     

刑事潜规则的表现形式、成因与消解

刑法的实施主要依赖于正式规则,但也存在着影响法律运行的潜规则。在刑事领域内,潜规则有多种表现形式,正式规则的不完善、对权力的滥用、法外利益的追求以及部分民众对法律信任的缺失都是刑事领域潜规则滋生和发展的原因。要消解刑法领域的潜规则,可以加大立法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明确权力边界,形成有力监督;加强程序公开,完善保障体系;增强公民法律意识,提升公民法律信任。     

政治哲学的公共之维

作为现代政治社会与当代政治哲学核心命题之一的“公共”议题,在当代学术界不仅因其共时性的理论面向之复杂多变而饱受辩难,更因其历时性的观念变迁而模糊不清,全球化视野下的先发现代国家与后发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与错位更为这一概念的厘清增添了困难。任剑涛教授的《公共的政治哲学》一书从政治哲学视角出发,梳理了公共理论的历史观念渊源与当代思想谱系,重新界定了被汉语学术界混同已久的“公共”与“公共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权力制衡、相互交叠的公共结构框架,为我们继续思考繁杂的公共生活在当代政治世界的边界敞开了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