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信用赋能投资贸易自由便利的思考——立足于临港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

立足于更好地发挥“五个重要”功能,临港新片区可以投资贸易自由便利为着力点,借鉴国内外经验,发挥特殊经济功能区和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双特优势”,以及金融先行先试和加大压力测试等政策叠加优势,进一步试点创新,探索构建与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相匹配、多方位赋能功能区建设的信用体系。     

水果涨价:茶杯里的风暴

近段时间,“水果自由”成了网络热词,不论是家庭主妇还是白领小资,猛然发现除了车厘子、奇异果等高端进口水果价格令人咋舌外,原本价廉物美的苹果、梨等大众水果价格也上了天。是什么原因造成水果店越开越多,水果却越卖越贵呢?是什么原因让苹果、梨这样的“亲民水果”变成“贵族水果”呢?“水果自由”重现还需多久?     

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

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思想。研究马克思思想从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揭示人的本质的内涵及分类,通过论述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和人的自由发展思想来进一步把握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是现实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从物质世界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制约出发,探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对于研究马克思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共和主义的复兴——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局限与困境

本文依据历史上的可靠性、理论上的融贯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可欲性和可行性这三个标准,考察当代西方新共和主义的建构主义倾向、反自由主义倾向以及在公民美德问题上的困境,检讨晚近以来在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诸领域全面复兴的共和主义所存在的局限,从而探求其出路.     

英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立场：认知、影响与中国的应对

英国对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的认知,主要体现在法理、政治和历史三个层面上。英国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顺应了其一贯对国际海洋法的原则主张和海洋利益诉求,它谋求利用该问题提升“脱欧”后在印太的影响力。同时,英国有意在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采取模糊表述,以便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英国支持“航行自由行动”在给中国的南海维权制造麻烦的同时,也将损害“全球英国”的前景和中英关系大局。对此,中国要坚持“预防为主、区别对待、多管齐下、软硬结合”的方针,从容加以应对。     

公民有自助透析的自由

自助透析是没有医疗保障的尿毒症患者在自我医疗的医疗风险与财力耗尽近乎死亡的风险之间作出的无奈抉择。自助透析有一个极为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即透析者出于对自己生命的珍惜而对透析同伴健康的重视。因此,自助透析是“低风险高收益”的救命之策。行政机关取缔自助透析法律依据不足、理由不充分。在尿毒症患者无力承担医院昂贵的透析费用这一根本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匆忙取缔自助透析是对公民健康权的不尊重,剥夺了公民自我医疗的自由、选择承担医疗风险的自由,而且取缔也可能只会使自助透析完全转入地下状态,尿毒症患者们的生存状态将更加恶化。     

卢梭的公民观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存在着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公民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人性的自我分裂表现为人的"市民"和"公民"二重身份的紧张.Citizen概念的两歧性,表征着人性的分裂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内在冲突.卢梭是第一个反思现代性的批判理论家.他的新共和主义政治理论,正是围绕公民与布尔乔亚的二元对立而展开的.令卢梭忧思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现代性与道德的冲突,亦印市民的财富世界与公民的美德世界的对立.其现代性批判的焦点,是布尔乔亚的反公民性的异化本质.卢梭对现代性与人的困境的反思,对布尔乔亚和市民社会的批判,对代议制的公民参与缺失的揭示,显示了一位社会批判家对现代性的深刻批判.然而,卢梭的困境在于:古代公民的政治自由以奴隶的受奴役为代价;现代公民则以出让主权换取市民的个人自由.现代的商业社会、民族国家、民主社会,与卢梭小国寡民的古典城邦式公民政治理想格格不入.卢梭心仪的公民城邦毕竟属于业已衰落的小共同体.因而卢梭的最大困境,在于其以小共同体的美德政治模式来作为组织大社会的政治原则.     

论卢梭的幸福哲学

在卢梭的伦理思想中,幸福观是一个被忽视的主题。卢梭认为幸福就在我们自身,它和知识无关,也与财富地位无关,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处境。人类最自由、幸福的生活是一种本性的生活,即自爱、怜悯和善的生活。只要按照人自身具有的这三种本性生活,就一定会找到通往幸福的道路。卢梭的幸福哲学对现代社会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WTO体制下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刍议

WTO体制中建立了保障国际贸易自由权益的国际层面的法律救济制度,它要求成员按照WTO协议的要求,建立国际贸易自由权益的国内法律救济制度,用以废止和纠正妨碍国际贸易自由的违法规则和行为,补救受损方合法的国际贸易自由权益。我国通过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已经初步建立了WTO体制下的相应制度,但在救济范围和救济主体等一系列制度方面尚需进一步完善,并有必要对此制度进行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的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