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与阅读——寻求传统经典理解范式的突破

以往对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理解,多是依照西方哲学体系进行的,缺乏对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前提性反思,因而具有一定局限性.为此,现时代我们需要在中国哲学视域下,在哲学文化作为义理内容与文化形式相统一的理解基础上,以求对中国古代哲学文本的合理解释,亦在此基础上反映出中国古代哲学的存在样态与思想发展.     

汪榕培典籍英译“三化”研究

中国典籍英译专家汪榕培从文学角度英译《老子》和《庄子》,使道家典籍文学化,接受效果良好。他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译为当代英语,使中国文学当代化,展现中国文学魅力。他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和绘画理论提出“译可译,非常译”复译观和“传神达意”翻译标准,使典籍翻译理论古典化,丰富了中国传统译论研究。汪榕培典籍英译的“三化”实践有助于中国典籍英译水平的提高及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化,也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     

浅议《孟子》对外传播中的文化错位现象——以理雅各译本为例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也成为重大关切,典籍翻译工作也因此被给予更多的重视。《孟子》作为我国传统经典之一,在对外传播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没有得到与其传统地位相符的重视,应该进行进一步探讨。理雅各《孟子》译本作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影响巨大,但其中也不乏各种原因导致的文化错位现象,笔者在此浅议,期望能为后来典籍翻译工作提供一些启示。     

论中国典籍译介之"门槛"——以《淮南子》英译为例

2010年,美国学者约翰·梅杰领衔翻译出版了国外第一个英语全译本The Huainanzi;同年,中国学者翟江月携手牟爱鹏也合译出版了国内第一个英语全译本Huai Nan Zi。两译本之差距在于各自副文本层面的诸多不同。由此推之,国内策划出版典籍译本确需采他者所长,尽可能地提供种类较为齐全、内容较为适当、篇幅较为适度的副文本,从而为预期读者构建阅读中国典籍所缺少但也是必须具备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以有效提升译介效果,进一步弘扬中国文化。     

《清史稿·艺文志》误收书一例

《清史稿·艺文志》一改明前正史艺文志收录历代著述的体例,"茲仿明史为志,凡所著录,断自清代"(卷一二〇)。其史部地理类外志之属著录"《越史略》三卷不著撰人氏名"。《越史略》是现存最古老的越南历史典籍之     

《春秋》乃“礼义之大宗”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从《春秋》的写作缘由及书名分析,它是以明晰礼义为宗旨的。同时,从此书中的称谓、笔削、隐讳等表达方式看,明显违反古代史官“君举必书”的书写原则。也处处以礼作为剪裁、评判事实的标准。因此,《春秋》应是通过事实传承周代礼制的礼学典籍。     

"中国阐释学"义理与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

从中国本土阐释学资源中选取诸多义理对典籍翻译的多元阐译现象进行解释,发现中国阐释学思想对该现象具有充分的解释力,其中境域论论证了典籍翻译中的多元阐译是译者受其最切近层次境域所产生张力的产物,“原意”和“用心”论说明了文本意义的相对性和确定性,文本的“用心”可被视为翻译阐释的“知识”之界,而“虚心”论则可视为“德性”之界,典籍翻译中双重阐释之界的提出应和了中国两轮哲学的传统。     

典籍里的文化南京——《金陵全书》传承金陵文脉

目前留存下来的南京历史文献达一万种左右,它们不仅是南京特有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文脉延续和发展的有机构成,是研究南京乃至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和民风民俗的重要资料。《金陵全书》是距今600多年前明朝政府在南京编纂《永乐大典》以来,南京地方政府对南京文献的首次系统编纂整理出版工程。截至今年6月,全书已出版推出50册——     

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刻印述略

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汉文译著运动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刊刻者和刊刻情况进行梳理后发现,清代汉文伊斯兰教典籍刻印主要以四川、江苏、云南和广东等地为中心,其他地区亦有零散刊印;主持刊印者多为教内人士,亦有商人和武职人员等。     

语际翻译与文化翻译——兼论中国传统典籍翻译策略

语际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只有深谙的语和原语两种文化的译者,才能在译文中准确地表达出原语的文化意蕴。就中国传统典籍的对外翻译而言,只有交互使用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方法,更多地保留中国文化的色彩,才能使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准确而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