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典籍文献与徽学学科建构关系论纲

本文在已完成的百万言的《徽州典籍文献综录》的基础上 ,对徽州典籍文献在徽学的学科建构中的价值和地位进行了纲要性的理论阐发 ,认为徽州典籍文献是与徽州文书及地面文化遗存并列的徽学研究三大基础支柱之一。徽学研究的纵深发展 ,必有待徽州典籍文献的进一步系统发掘整理和价值重估。     

中国文化典籍跨文化传播的多模态语篇构建研究——以纪录片《孔子》(国际版)为例

基于中国文化典籍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语言、思维与文化障碍,结合视觉文化和新媒体时代语境,文章运用多模态语篇理论构建中国文化典籍跨文化传播的多模态语篇框架,探索中国文化典籍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模式,并从跨文化语境、文化体系转换、跨文化叙事转换、跨文化模态转换、跨文化多模态语篇设计、语篇跨文化传播媒介选择等层面分析了纪录片《孔子》(国际版)跨文化传播的多模态语篇构建过程,旨在为中国文化典籍跨文化传播提供新的视野。     

我国史学与文学典籍外译历史与现状

文化典籍具有深刻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外译对象在选择性中体现丰富性。史学典籍外译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文学典籍外译则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典籍外译在曲折性中体现发展性。文化典籍外译主要由汉语翻译人才运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将包括儒学经典、佛教文献、史学典籍以及文学著作等在内的文化典籍,译介到诸如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其他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翻译活动。本文中将以我国史学典籍以及文学典籍为重点,通过横向及纵向的对比研究,进一步分析文化典籍外译的历史及现状,为我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提供有力依据。     

政要们引经据典那些事儿

梳理外国政要们引用过的名句,不难发现以孔子等领衔主演的先秦典籍出现的频率较高,《论语》、《道德经》、《易经》都是政要们引经据典的富矿。国家元首出访,有一件事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在适当的场合做一场演讲。而在这个演讲的过程中,引经据典的事儿可不少。拿国家主席习近平此前的俄罗斯之行来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他引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     

给先秦典籍注入新的机能 --简论《今文尚书语法研究》

《今文尚书语法研究》是在语言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语法的层面来解剖《尚书》,通过历时与共时的对比和定量透彻的语法分析,科学地揭示了今文《尚书》中的语法特点,总结出今文《尚书》的全部语法规律。作者是把《尚书》当作是一个活的机体在研究,把原本不为人所知,或原本不为人所重视的经典文本的意义和功能复活起来,给《尚书》注入新的机能与活力。     

曾国藩的养生之道

阅读曾国藩的家书，这些写给他的父母、夫人、兄弟、儿子等人的家书，涉及了修身、教子、持家、处世、为政、治军等多方面的内容，而养生，也是曾国藩颇加详论的。曾国藩的养生思想，来源于他所恪守的圣哲前贤的理论和典籍，也是他阅世日久日常人事物事经验的积累。     

缶是一种什么乐器

缶，是一种什么样的古代乐器？先说。缶”这个字，按《说文解字》解释：“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多次提到击缶。如李斯《谏逐客令》有。击瓮叩缶，弹筝博髀”句。其义为，秦国饮宴时，贵族士大夫们往往在喝到半醉时，以击瓦缶、拍大腿来打拍子而歌。     

中华典籍英译本在西方的当代传播研究——以《道德经》英译本为例

《道德经》英译本在西方世界备受关注,在众多的英译版本中,西方译者占据主导和领先地位。少数深谙中西两种文化和中英两种语言的华人学者的译作深受西方受众喜爱,而众多华人译本未能获得西方受众的接纳。文章从西方读者的接受心理、译者的身份、译本出版、译者的中英语言、中西文化素养等方面分析了不同的《道德经》译本在西方传播过程中呈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接受局面,为我国文化典籍对外译介与传播提出了相关建议。     

有关曹操与曹植的两个话题

曹操与曹植均居于建安时期文坛领袖地位。历代典籍文献所记述曹操生平事迹的段落,其中,包含着人们对曹操的各种评价。这些评价,不论从何种角度、何种立场出发,都大体上以事实为依托,从不同层面上揭示了曹操的个性特征,具有极高的认识价值。曹植有许多称谓,如东阿、绣虎、七步之才、八斗、陈思、陈王、建安之杰等。与这些称谓相关联的典实又有:七步、七步成诗、倚马、倚马才、倚马可待、八叉、咏絮、柳絮才等。了解曹植的称谓及其有关典实,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他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