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衡鉴》的编者及选赋标准

宋沿唐制,科举考赋。为了满足科举考试的现实需求,宋代社会上流行着很多指导律赋写作的科举用书。在那些业已亡佚的律赋指导用书中,《三元衡鉴》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律赋选,它在南宋被奉为律赋写作的典范。吴处厚不仅是《青箱杂记》的作者,还是《三元衡鉴》的编者。在宋代,吴处厚是享誉一时的律赋名家,被认为是宋代律赋繁荣期的代表人物。《三元衡鉴》所选之赋的作者需是科举考试中的魁元(解元、省元、状元之一),这种选赋标准反映出了宋人对魁元赋的格外青睐。     

当代赋学经典略述

1980年以来,中国赋学研究进入鼎盛时代,著述达数百部之多,其中马积高《赋史》、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叶幼明《辞赋通论》、何新文等《中国赋论史》、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价值尤高。这些著作或开疆拓土,引领一代风气,或体大思精,建构赋学理论体系,堪称是当代赋学研究之经典。     

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转向、场景及路径

第三次分配是新时代党和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而数字技术是第三次分配有效运转的关键要素和治理工具。在实践转向上,数字技术赋能促使人们对第三次分配的认知从“模糊”向“清晰”转变,行为从“被动”向“主动”转变,情感从“排斥”向“接纳”转变,方式从“在场”向“在线”转变。同时,数字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数字志愿服务、数字公益慈善、数字文化艺术以及数字金融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场景中,不断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显性”的实质性成效。为更好地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第三次分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党的全面领导为前提条件,以政府制度统筹为根本保障,以社会多方参与为关键基础,以公众积极响应为核心要义。     

解释学视野下的赋体原始

赋体原始的解读,众说纷纭,或源于《诗》,或源于《骚》,孰是孰非,未有定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要查考“赋”之本义,探究赋文的发展脉络。“赋”的造字应属形声兼会意,原指与戎事相关的军需财物。由于其敛取方式需要实物的铺展陈列,于是有了“赋者,铺也”的思维概念。随着时代发展,这一思维模式逐渐横移至法令、言辞、音乐等相关领域,产生了“敷布其义”“铺陈其言”“不歌而诵”等不同的“赋”义解读,也生成了铺陈直言的修辞手法。战国后期,以荀况《赋篇》为契机,修辞之“赋”演变升格为文体之“赋”。其后,在众多文化元素的影响催化下,以“铺陈”为本色的赋文不断发展演进,陆续生发出骚体赋、散体赋、骈赋等不同的赋体文类,完备了赋的文体概念。     

唐代宫廷游艺赋的"国典"性及对汉大赋的追摹

唐代宫廷游艺赋大量出现,既是游艺赋自身发展使然,更是时代因素所促成.伴随其发展背景、创作场景和目的的官方色彩,诸赋内容多关涉岁时庆典、讲武练兵、外交往来等比较严正的"国典",是宣扬王德大化、诗教传统的一种文学表达.从辞赋本身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在讽谏主旨的回归和壮美风格的遥应两方面又展现出追摹汉大赋的创作倾向.由此亦可从一个角度揭示辞赋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大丹赋》:被遮蔽的骚体及其赋学意义

《周易参同契》是魏伯阳的代表作,其中不乏可供发掘的文学艺术财富。《大丹赋》列于《周易参同契》之中,由骚体歌辞构成,文辞包涵易学和道家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仙道气息,融入汉代的文化,呈现出较为独特的丹易参同、情理合契的艺术价值,解读它需要明确其中的象征含义。《大丹赋》产生于东汉末年,是系列丹技类赋开风气之作,在赋文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秦关楚路”:北周射礼的文学书写及其影响

北周射礼建制在宇文邕治下达到顶峰，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书写在庾信、王褒等降北南士的主导下，一反政治领域“糠秕魏晋，宪章虞夏”的宗周复古原则，突显宗法汉晋的旨向，体现出鲜明的南朝化特征。庾信、王褒为适应宇文邕政权结构调整和一统齐、陈的军政需要，在胡汉二元政治思维的框架下，推尊北周王祚正统，继承汉晋以来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颜延之、王融等所奠定的阅武、校射、田猎、游放、宴射、祓禊等文本传统，造就了北周马射赋、观射诗、武将碑铭、燕射歌辞的官样范式，对隋唐射礼赋、边塞诗的发展颇具推动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