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性的哲学观念

现代性的哲学观念是指在近现代哲学中形成的成为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现代性的思想基础的哲学精神和哲学意识。现代性最根本的哲学精神是理性意识 ,理性意识的目标和根本功能是达到合理性。近现代哲学在理性意识的指引下形成了三大现代性的哲学观念 :主体性观念、主体间性观念和历史性观念。在三者中 ,主体中心理性和主体间理性只有在历史理性的参与下才能达到其合理性。     

独特的审美思维体系与诗性的美学理论 ——东方美学的总体特征论

西方美学理论作为当今世界美学的“权力话语”或“主流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偏颇,它缺乏更大的容纳性和全面性,因为它没有吸纳东方美学的思想精华,也无法准确而明晰地解说东方美学思想。东方美学有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诗性的理论系统。西方美学只有吸纳了东方美学的思想和诗性的理论精华,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性的美学。这是21世纪全球化趋势中全世界美学所面临的新课题。     

对网络环境下高校德育双主体性的思考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带来了全球信息资源不可逆转的网络化发展趋势 ,对高校德育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在网络环境下 ,高校德育呈现双主体性特点 ,即教育者作为实施德育和组织德育活动的主体 ,大学生作为德育活动的主体。高校德育双主体性的凸现 ,要求高校德育转变德育观念 ,调整德育目标 ,创新德育方法     

ChatGPT时代的虚拟数字人:拟主体对人类认知与行为的中介

在元宇宙、ChatGPT4等技术的支持下,虚拟数字人呈现出更明显的“拟主体”特性,传播场景中的肉身也得以拥有更真切的感官体验,“他”以个人化、智能化与人性化的方式对个人的认知与行为产生极强的抑制或放大作用,引发主体的主观错觉并使其价值体认发生转向,而其在虚拟世界中的认知与实践对现实世界中的自我成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要使技术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价值目标,就需要建构一个包括多重主体的异质型行动者网络,从外向与内向两条途径,产业、规制与技术设计三个层面整合技术需求与社会需求,将技术的善治与人类的解放结合起来。     

“第二个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效应

“第二个结合”孕育于“第一个结合”,又具有与之不同的特质并行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第二个结合”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它产生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是社会实践发展不断演进的结果。反过来,“第二个结合”直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从不同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不同效应。具体表现为：在造就文化新形态中,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据;在思想解放中,“第二个结合”创新了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的理论和制度空间;在相互成就中,滋养中国式现代化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确理解把握“第二个结合”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效应,有助于深化对“两个结合”的认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基于多主体与多区域的双重视角

探究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即环境协同治理效果因环境规制的实施主体与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规避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进而规避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至关重要,可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基于2009—2016年长三角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在多主体与多区域双重视角下,考察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在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非对称效应,进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1)在多主体视角下,政府环境监管表现出显著的环境治理效应,但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而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协同治理效应也尚未显现,存在多主体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2)在多区域视角下,依靠政府环境监管的协同治理模式在长三角大部分城市产生了积极的环境影响,但在以合肥、马鞍山为代表的安徽部分城市中并未产生积极的环境治理效果,即存在多区域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3)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能够通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未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     

《民法典》背景下商法基本原则体系的范式转型

传统商法基本原则体系范式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性特点,强调概念构造的商事特性以及抽象性,却未能明晰其背后的法律属性以及功能性等,这种范式在民商合一立法体例下暴露出更多危机。在商法产生早期,内生型商法基本原则体系范式专注于自身特性的归纳与总结并形成完备理论有其必要性,有利于商法理论的系统化、成熟化。但是在寻求制度、规则层面的一般原理建构时,如一味强调其抽象性、价值性等特点,反与民法体系甚至是整个法体系隔绝。在《民法典》确立了民商合一体例的背景下,商法基本原则体系范式应逐渐向外向型转型,一方面要注重借鉴民法基本原则的建构思路,另一方面更要加强其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区分与关联。     

重审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

在百年发展的历程中,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具有同源、同质与同向性。两者同属新文学所开创的“人学”系统,因而具备先天性的一体化关联。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受到现当代文学的话语支持和方法引领,但并未丧失主体性。两者的一体化扩充了百年新文学的深层结构,彰显了其现代化与民族性的精神品格。对概念及关系的认定是进行一体化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历史化的动态语境中厘清两种文学互通的关节与资源,界分与融通是实现其一体化研究的重要步骤。要修正一体化的缺失和弊端,有必要强化各自的主体性意识,补全一体化与主体性的学理逻辑,从而发挥其系统的生产功能,为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案。     

迈向内生发展：新阶段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逻辑与路径选择

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囿于干预路径依赖和发展经验不足,外源式精准行政理念被套用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实践中,结果遭遇内外联动而“内”不动的窘境,由此倒逼共同富裕实现机制的优化调整。内生发展理论内含全民性参与、组织化协同、整体化改变的特征,将其引入共同富裕议题具有契合性。基于烟台经验,呈现内生发展助力生计拓展、精神充盈和社会成长的经验过程,并以点带面地解析了当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内生发展的总体困境。步入新发展阶段,提出创新党建工作与党群联结机制、切换经营模式与强化集体统筹、认知模式转变与自主组织动员、先进榜样带动与公共文化治理四重路径,以期为共同富裕内生发展提供政治引领、经济动能、社会基础和心态调控。     

农民分化、地权诉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实践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主体,在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过程中,应重视农民分化的经济社会基础,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发展改革创新。基于湖北省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改革试点的经验调查,分析改革试点实践过程中,农民、村集体、地方政府、工商资本等多主体间不同的实践逻辑。认识农民与土地经营关系变化基础上的生计分化所形塑的农民分化,基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非农化家庭逐渐脱离土地和农业,半工半耕家庭以及纯农家庭仍对土地有一定依赖性,农民分化体现出差异性地权诉求。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实践缺乏对不同类型农户的识别机制,村集体难以适应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秩序。应加强农民分化识别机制研究,建立多元化退出模式,并强化土地集体所有权规则,维护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秩序,保障各类农户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