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时代价值及路径选择——基于广东省直机关疫情防控的实践样态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在基层。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细胞,是党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它如何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当今世界一项重大"黑天鹅"事件,疫情在全球蔓延则是典型的"灰犀牛"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用实际行动打赢了一场场漂亮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本文以广东省直机关为例,总结省直机关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实践经验,对探索基层党组织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突发事件中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贫困脆弱性视角下产业扶贫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产业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工作中一项重大政策,客观评价其对农村家庭未来相对贫困的影响效果,对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以自我发展能力、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资本三个维度构建风险响应能力,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变量模型法对参与产业扶贫是否抑制农户相对贫困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可以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的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在产业扶贫降低相对贫困程度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效应,而社会资本并未在其中发挥显著中介效应。     

共享经济模式下企业联盟信息共享风险的评价模型

信息共享在企业联盟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联盟企业之间高效率的信息共享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运作效率,但是投机行为、合作溢出、有限理性、市场风险、信息泄密等问题导致许多企业对企业间信息共享持有戒心。从企业联盟信息共享的内涵及价值入手,界定信息共享的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并构建了包含8个变量的风险评价模型,进而判断企业联盟信息共享风险的大小。     

基因编辑的刑法规制 ——兼论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中的“情节严重”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的主要特点在于操作简便、准确性高以及可遗传等,该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催生了基因编辑的风险。按照基因编辑的目的,可将基因编辑分为治疗型、预防型和增效型三种。增效型基因编辑以及将人类胚胎植入动物体内或将动物胚胎植入人体内的行为,严重违背医学伦理且造成人类毁灭危险,应属于刑法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中的情节严重。其他基因编辑行为也应视情况构成毁坏财物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盗窃罪等。此外,为实现罪责刑相适应,需在相关行政法规中制定明确的技术标准,出现重伤或死亡结果时,根据行为人主观罪过视情况认定为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故意杀人罪。     

家国情怀，桃李天下

李学柔教授是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的资深老教授,在创办中山大学审计专业、推动中国会计审计学科建设、培育会计审计教学队伍和人才、构建审计学科教学体系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一生都在传递知识的薪火,默默耕耘,躬身笃行,虚怀若谷,朴素敬业,在他的引领下,一批又一批中大审计学子像一颗颗红色种子那样,撒到祖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     

并购商誉、公司治理与风险防控

通过研究并购商誉对股价崩盘风险的线性与非线性影响,同时分析现金流和公司治理结构在商誉泡沫金融风险防控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商誉增加会扩大股价崩盘风险,尤其是对非国资企业更明显;不同现金流对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不一样,对商誉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调节效应也不一样,经营性现金流和融资性现金流起缓解作用,而投资性现金流则可能起放大作用;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缓解股价崩盘风险,其中董事会的有效监督对国资企业最为有效,管理层的薪酬激励对非国资企业最为有效;适度规模的商誉能防控股价崩盘风险,不同行业的阈值各不相同,如房地产行业两个阈值较小,而信息技术行业两个阈值较大。     

企业诚信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纳税诚信的经验证据

企业诚信不仅是良好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同时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14—2018年上市公司纳税诚信状况作为企业诚信的衡量指标,考察企业诚信经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诚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高于非诚信企业;企业诚信会通过促进研发创新以及优化内部控制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诚信对低市场化进程地区企业、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推进我国企业诚信建设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问责-避责关系新解：基于“行动-制度-环境”框架

问责与避责间的关系是责任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其中,问责导致避责的机制亟待探究。以X县早稻生产政策过程为例,基于“行动-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探讨上级问责与基层避责之间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上级问责制度与基层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作为责任者的基层干部面对上级问责压力和农民抗拒压力的理性选择。为贯彻落实非粮化整治政策,上级通过责任分配、责任考核和督查问责制度,给基层干部施加了巨大的早稻生产责任压力。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历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中稻种植模式为主导的、较为稳定的生产秩序,拒不执行早稻生产政策。承受双重压力的基层干部只能采取责任兜底的属地化机制、利益交换的市场化机制和联合避责的科层化机制来规避上级问责风险。作为行动者的基层干部运用自由裁量权,通过隐匿信息、集体负债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有的制度-环境,再造了基层治理结构。     

欧美合成生物学应用的风险治理经验及启示

合成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为基础生命科学研究、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合成生物学变得更便宜、更容易使用和更容易获得,亟需建立行之有效的风险治理体系以防控其潜在的伦理道德、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风险,促进技术健康发展。通过观照欧美国家风险治理模式,建议预防风险与促进创新并重、伦理治理与法律规制“双管齐下”,以期为我国合成生物学监管提供有益经验、减少风险和控制利益冲突,促进我国合成生物学创新,规范合成生物学研究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