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英汉翻译中的“再创作”

基于原著作的限制,翻译时不仅要忠实于原著,还要遵从目标语的语言规则。翻译受各种主客观条件制约,译者不可能像原作者那样自由创作。但要忠实于原作不等于死译,巧妙地运用一些翻译技巧,可以实现译者的＂再创作＂。     

《无心插柳柳成荫:明清浙东学术与“近代早期”思想启蒙》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贾庆军、陈君静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对明代中叶以来的早期启蒙思想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研究一大亮点,并且硕果累累。该著是明清浙东学术和早期启蒙思想研究的新成果。著者认为,过去的研究方法以现代精神阐释浙东学术的近代启蒙意义,有先入为主之嫌。该著采取新的研究路径,从浙东学术的核心思想——天人思想、物的思想、实学思想入手,考察其内在思想演变过程,并从中演绎出对中国近代思想形成、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意义。该著的主要观点及创新点有:(一)肯定阳明心学对浙东学术的深远影响;(二)对     

房产税之法经济学分析

上海和重庆的房产税试点方案在2011年1月底正式公布，这是我国税收制度与住房制度发展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一次重大改革。本文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试分析房产税的立法目的是否能够实现。     

被冷落与疏离的启蒙现代性——重评铁凝的《笨花》

《笨花》在回望乡土历史时出现疏离和冷落启蒙现代性现象,呈现出价值层面的革命理性认同、思维层面的对抗性消解及艺术层面的本土性回归等.这既与作者早年所受的革命理想教育及父系家族精神资源的启动有关,也是作者的乡土情感及其去主体性的思维价值设定所决定的,因而给其创作带来了一些审美遗憾.     

拆除深度与意义的重建——论“先锋小说”叙述语言的意识形态性

形式和语言在＂先锋小说＂中具有先在的重要性,但二者又都被放置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突出其＂现实＂内涵和指涉功能。因此,＂先锋小说＂叙述语言的感觉化、直觉化和不确定性特征,既反驳了此前小说对本质论叙事的注重,又通过对整体性现实、理性主体、总体性意义和形而上中心的颠覆与解构,而最终完成了对＂新时期＂人的主体性话语的内在消解。亦即,从语言的意识形态角度看,它既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关于人的现代化设计的后续推进,是＂人的主体性＂倡导的组成部分,又是对＂新启蒙＂和＂人的主体性＂的瓦解。在＂先锋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渺小及其存在的非正当性,＂自我＂也就在符号能指链的滑动中无限延宕,并随着意义的弥散而成为一个不断分离、裂变的角色,我们无法从＂先锋小说＂中看到文学的精神力量和作家的人文主义激情。     

构筑贯通中外的文化之桥

第一座，是经典学理之桥。这是我们的杜维明教授非常熟悉的。大概早在17世纪，有一些耶稣会的传教士到中国来，被我们的儒家经典所感动，他们就开始翻译。不仅翻译经典，而且编写传记，像《孔子传》这样的作品，然后慢慢为欧洲所知道。欧洲了解中华文化的古代经典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法国的启蒙主义者，     

再谈包世臣的本末皆富说与庶为富基论

鸦片战争前后,一些学者致力于实政之学,并针对社会积弊提出改革方案,构成经世思潮一个引人注目的侧面。[1]108在当时的经世学者群体中,包世臣(1775—1855)是上承顾炎武,下开龚自珍、魏     

建党前期“救亡与启蒙”论说评析

1980年代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观点，引出了“救亡唤起启蒙”、“启蒙升华”和“两种救亡”诸种论说。这些论说，有的是作为“救亡压倒启蒙”的对立观点而提出，但往往是现实立场的分歧大于具体观点的差别，有些只是对李的观点的补充和深化。     

六旬门童当上全国劳模：我是中国最佳“微笑大使”

陆翥恒1952年出生在长沙。1969年，刚满17岁的他初中毕业，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那里，生活的艰辛磨炼出他坚强的意志。1976年知青返城，陆翥恒子承父业到长沙锌厂当了一名炉前工。冶炼厂炉前工的工作十分辛苦，不仅要忍受高温炙烤，而且废气和烟尘熏得眼睛都难以睁开。尽管当时月工资仅33元，陆翥恒依然坚守岗位。由于不怕脏、苦、累、险，始终在炼锌第一线，     

论20世纪中国哈萨克文学的现代转型

20世纪的中国哈萨克文学完成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与转型,其具体表现包括文坛出现了以批判封建主义、宣传文化启蒙为主要内容的启蒙思潮,文学现实主义倾向浓厚,古典时期唯诗体独尊的文学格局被打破,小说、戏剧、散文、杂文、特写、报告文学等文学样式出现,文学发展态势由传统的单一走向多元与开放,显示了与古典文学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