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合理启蒙:恩格斯与尼采

自青年时期到成年时期，恩格斯和尼采皆从激进启蒙立场向更合理的启蒙立场调适；回归自然和辩证对待历史传统是其最典型的表现。恩格斯与尼采在批判基督教、肯定永恒轮回、力主回归自然、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前提下给形而上学留出一定合理空间、传统道德遮蔽和掩盖现实等方面，具有诸多类似性。批判基督教及其哲学基础，批判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是他们的共同点。但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走向了对新神狄奥尼索斯的推崇，恩格斯却把无神论贯彻到底；尼采以永恒轮回解构近代以来的“进步”观念，恩格斯却把永恒轮回限定在宇宙学意义上，不让其介入现代文明的价值系统；尼采肯定的自然正当是基于大自然或第一自然，恩格斯肯定的自然正当不全基于大自然，更基于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自然或第二自然。“形而上学”对于恩格斯主要是一种思维方式，而对于尼采更是一种存在论和价值体系。两人虽无直接交集，却有很多共同话题，存在一定思想交集，值得我们探究。     

监督权的再监督：逻辑理路与空间拓展

对权力的监督是一个多面向的过程及行为，既包括对公权力行使者的监督也包括对监督权的再监督。无论是权力监督的理论逻辑还是客观数据都表明，对监督者实施有效监督是防止权力腐败、提升腐败治理水平的内在要求。梳理近年来监督者权力腐败案例发现，直接干预案件、利用影响力谋取私利、为家人谋取利益、因监督权缺失导致的监督不当是监督者权力腐败的4大基本面向。对监督权实施监督难是由多重因素所致：权力具有扩张性的本质特征，使监督者有逃避监督的本能冲动；制度结构的内在阙如，使监督难以有效实施；信息不对称，使外部监督处于困境；监督具有滞后性，严重消解监督效能的发挥。对监督权实施有效再监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亟须从坚持监督与制约同步推进、构建科学合理的监督权问责体系、加强监督制度体系的数量供给和质量提升、培育良好政治文化等方面寻求重点突破。     

通货膨胀与互助会福利再分配——以宁海县南溪村互助会作为个案

以浙江省宁海县一个互助会作为个案,尝试分析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对互助会福利再分配的影响。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影响了会员的净收益,在一定范围内,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前期得会会员(一般是资金需求者)的净收益上升,后期得会会员(一般是资金富裕者)的净收益下降,因而互助会会员净收益的离差变小了。这说明互助会的财富再分配变得平均了,由于持有货币能产生直接效用,因此互助会的福利再分配也变得均匀些。     

明清民间的法律启蒙教育——以《幼学琼林·讼狱篇》为例

对礼法观念的承载和传播是传统社会法律启蒙教育所具有的特质与功能。《幼学琼林》是明清以降蒙学的重要教材,其《讼狱篇》炼词精整、广搜众采,皆传统法律文化之名物掌故,颇为博瞻。其对＂无讼＂、＂贬讼＂的宣扬,对德教与刑罚并施的主张等,虽可说是编者对礼法观念的体认,实为对明清之际明刑弼教的迎合,也是当时法律知识宣讲渠道之一。作为道德教化下的情理关怀与教育,《讼狱篇》注重教育方法的采用,以典释礼律,事理并举,正反教育,堪比跨越识字阶段到阅读典籍阶段鸿沟的桥梁,是儿童从认字学故走向读经识礼的过渡。     

土耳其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的建构

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政治演变和国家能力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凯末尔时期,共和人民党作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工具,奠定了凯末尔个人威权统治的基础,但激进的改革难以向建立传统伊斯兰秩序的农村渗透,使政党难以吸纳边缘性社会力量,进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分离.1946年,土耳其启动民主化进程,多党制的实行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参与并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脆弱的政党体制所形成的文官政府与军人政府的交替执政,使政党藉此增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吸纳与整合.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在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党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世俗的"中心—边缘"模式关系得以弥合,政治权力体系得以重构.土耳其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土耳其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走向与国家能力建构.     

论对失独者＂代孕＂行为的法律保护

在风险社会和计划生育的背景下，失独者“代孕”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从法理和权利角度看，失独者在生育权、生存照顾权和继承权等方面的特殊法律地位使其有权进行“代孕”。在当前我国对“代孕”争议较多的背景下，应尽快并优先赋予失独者“代孕”权，建立“法律一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一地方规范性文件”三级规范体系，同时在司法实践中重新界定代孕合同的法律性质，从而将失独者的“代孕”行为纳入法治轨道，并维护其基本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