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视野中的本科法学教学再改革

大学本科法学教学直接关系着法律职业者的专业素质与从业能力,从而对国家法治建设产生巨大影响。我国本科法学教学及其改革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体察现行教学积弊,深化教学改革与创新,继而努力改进本科法学教学成为推进国家法治进程的重要功能环节。     

产业政策、资源再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中国汽车产业为例

中国政府颁布了众多产业政策进行资源再配置以促进重点产业的发展。那么,产业政策能否有效提升受扶持产业的生产效率,这是一个受到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以汽车产业为例,利用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探究了汽车产业生产率的变动及各子行业间生产率的差异,并进一步利用政策偏度测度产业政策中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补贴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政府资源再配置角度对汽车产业政策绩效进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汽车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会促进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研发补贴却对汽车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没有起到明显作用。另外,由于政府对各个子行业的资源扶持力度不同,导致了不同行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也存在明显差异。     

普通话语音标准的再认识--兼评《普通话方言基础的再检讨》

《普通话方言基础的再检讨》一文的作者提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北京话的范围是什么？二是北京城区话自身的缺陷使它难以作为普通话的语音规范。进而主张“以哈尔滨中年知识阶层的口音为标准音”。这种模糊认识的蔓延，将会成为实现语言标准化的阻力，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普通话语音标准的科学内涵及历史溯源作一番再认识，对普通话语音标准的含义及普通话与基础方言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明晰的认识。     

从翻译美学角度看霍译《红楼梦》

根据翻译美学的原理,从美学视角分析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本,探索译者如何在文学翻译中再现原文的艺术美,即文学美、音乐美和建筑美。     

养老沟通的现代障碍及其理论出路

与前现代不同,现代社会中老年人与养老者之间的沟通障碍是与现代社会的结构及运行原则紧密相连的:文化的多样化和歧异化加深了代际隔阂和代际冲突,正式的退休制度强制性地使老年人离开正式组织和主流社会,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和核心家庭化将老年人排斥于主流社会生活之外,意识形态上的"青年取向"贬低了老年人的价值观.卢曼的沟通理论以意识系统的自主性代替了人的主体性,从而为解决养老沟通的现代障碍提供了理论上的前景:老年人不仅需要正常的沟通,而且也有天然平等的沟通能力;通过张扬老年人的沟通权利,消除社会对老年人的偏见和歧视,培训养老者的沟通意愿和能力,是可以扭转老年生活的"去社会化"定位为"再社会化"定位的.     

康德对“我思”的理解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但他的"我思"模糊不清,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康德对笛卡尔的"我思"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自我理论。详细考察康德对笛卡尔"我思"的分析可以看出,康德的自我理论澄清了笛卡尔"我思"的模糊与含混,并解决了笛卡尔理论的一些困难,把人类对"自我"和知识的理解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收入分配的逆向转移: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特殊机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一趋势与收入分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经济学中,收入分配被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并且强调初次分配更关注效率,再分配更注重公平.其实,在收入分配的这两个层次之外,还有一种隐形的收入分配形式,这种分配发生于一些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劣势的人与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优势的人之间,这种转移相对于再分配的公平效应属于一种收入的逆向转移.收入分配逆向转移是收入分配市场化向社会各个领域侵蚀的结果,收入分配逆向转移所具有的收入差距放大效应是形成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不可小视的因素.要改变中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必须遏制收入分配逆向转移的增长.     

如何做好内部审计工作之我见

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的一个环节,是组织内部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内部控制的再控制.内部审计工作做得好,对组织加强管理、堵塞漏洞、提高效益等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内部审计工作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与乡村社会有效治理——基于黔东Y自治县乡贤参事会建设为例

传统民族地区乡村治理面临着村组组织的效力式微、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及农民的低组织化状态等诸多困境,阻碍着民族地区乡村自我整合和有效治理。黔东Y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充分挖掘当地治理资源,成功探索建设了乡贤参事会这一重要农民组织载体。依据文化基因、制度基础、利益理性和精英再造等方面对乡贤会的运行逻辑分析显示,其具有促进民族地区乡村经济振兴、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优化村级治理体系和实现村级民主治理等多重价值,这种探索对于实现民族地区农民再组织化,实现乡村社会有效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而要提高民族地区农民组织化水平,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角色定位,在提升农村组织化的内生动力方面进行路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