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股票期权再定价的研究进展

本文介绍了近期内国外的经理股票期权再定价的研究进展,包括期权再定价的主要文献、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     

论闻一多的《九歌》再创作

闻一多是抗战时期楚辞研究的领军人物,国难当头的社会背景和独立不迁的人格品质促使其与屈原异代相通。在闻一多《九歌》研究成果中,其遗作《〈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与其他考证类文章相比,风格迥异。基于对屈原《九歌》思想性质、文化来源的探究,不难发现闻一多所创作的《九歌》舞台剧实则是在屈原《九歌》基础上结合国家危亡的时代背景和戏剧实践的艺术形式,致力于"恢复人民艺术本来面目"的再创作,其中蕴含了闻一多对《九歌》新的理解,且开创了《九歌》与现代歌舞剧形式相结合的先河,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视域的拓展做出了积极尝试。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问卷调查以及半结构化访谈法,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务农经验、自我认知和未来发展、对城市生活的认同度及生活消费方式等方面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非制度化的市民身份认同心理,而该认同心理受个人收入与家庭背景、社会保障权益以及社会接纳氛围等现实因素的影响。     

国资委的再定位与再完善

国资委的组建,作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创新的一个历史性重大突破,实际运行结果并不像预想的那样理想。国资委明确定位的艰难在于其现有职能决定的政府“特设机构”身份。国资委没有能够监管起同级政府所有企业国有资产以及“自己管自己”的体制,决定了国资委宏观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还需再创新,定位还需再研究。同时,国资委内部的机构设置、治理结构、激励机制和方式亦需进一步创新和完善。     

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

超人诞生在上帝之死后由类是超强之人承担职责的历史空间内。在施蒂纳、尼采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超人(“人神”)做了质疑性思考。(他笔下的)地下室人成长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可视为思想成熟、要做大事的所谓“超人”之诞生。这种“超人”崇尚力量、超越法则,信奉“一切都是可允许的”。关心幸福、安宁、享受、财富,不关心真理、崇高意义(即尼采笔下的“末人”气象),恰是这种超人的精神追求。他们心中的上帝已死,找不到生存的意义,企图通过世俗功利的分配、靠凯撒的宝剑建构和维持秩序,并试图重建新巴比塔的这种“超人”,必定因此陷入虚无主义。他们是标准的现代犬儒主义者,往往会在“一切都是可允许的”信念中走向疯狂和死亡。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共同的批判性洞见,而不同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超人”却被尼采视为“末人”。     

征管质量对个税再分配效果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对2010—2020年间中国工薪个税的流失情况及其对个税再分配效果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我国个税征管质量持续提高,个税流失现象大幅改善,但个税流失规模仍较大。随着个税征管质量的提升,个税流失对个税再分配效果的负向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但个税流失对个税再分配效果的影响仍然较大,2020年个税实际再分配效应不到理论值的60%。进一步分析表明,个税流失主要通过降低个税有效税负和累进程度,导致个税纵向调节效应减弱,从而影响个税再分配效应。研究表明,要提升个税再分配效果,需在优化税制设计的同时完善个税征管制度,提升个税征管质量。     

再组织化:一个村庄秩序重构的行动逻辑——以A村徽商会为例

乡村如何再组织起来,已然型构为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现实课题之一。乡村的再组织化是实现乡村社会秩序重构的集体行动依托。基于组织赋权—资源集聚—自愿参与的三维行动,得以构建出“再组织化”的分析框架,型塑为乡村振兴战略在地化的治村理论逻辑。文章以A村徽商会为案例研究对象,实证发现：基于党建引领下架构了运营框架以及创建考核制度,促成组织赋权行动;通过农民技能培育与拓宽市场渠道,促成资源集聚行动;依托于多方家庭关系与故土情怀的互动合力,促成自愿参与,最终再组织化集体行动,促成了村庄治理秩序的重构,以期促成乡村全面振兴。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辩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司法实践以及同其他法治国家的比较来看,中国刑事辩护制度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而言,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将指定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依法保障辩护律师三项基本诉讼权利的行使、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留置期间允许律师介入,以更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

根据现行法律规范,在“余金平交通肇事案”中,二审法院改判加重被告人刑罚并无错误。该案件之所以引发热烈讨论,其根源在于中国刑事二审程序中确立的上诉不加刑原则在立法上并不周延,其在适用上存在依主体确定、“刑”所指涉范围过窄、上诉后存在程序转换易滋生变相加刑的缺陷。着眼于化解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固有问题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在二审程序中确立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增加为被告人利益的上诉和抗诉,二审法院不得作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变更的规定,并可以设置例外情形。与此同时,需要强化对“不利”的判断,并将二审法院发回重审、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纳入禁止不利变更的适用范围,从而消除“上诉不加刑”原则所面临的守正和创新之间的冲突。     

也谈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

本文对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从西方音乐研究中国学者的学术角色再定位、方法论选择的开放性以及对音乐生活的现时性关注等三方面展开探讨,阐明从充满＂科学＂精神的实证主义传统到强调人文关怀的当代学术走向,中国的西方音乐研究群体正在不断开阔自身的视野,突破传统思维的疆域,在围攻之中寻求着历史发展的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