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雇工合作与村庄秩序再生产——基于豫南白村的经验

农民合作是农村社会秩序研究的重要内容。理解农民合作与村庄秩序的关系,关键在于把握合作背后的实践规则。研究以豫南白村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组织化雇工为例,探究家庭理性规则何以影响村庄秩序再生产。通过对雇工过程与合作关系的考察,发现雇工组织以经济理性为合作目标,维持个体家庭的发展秩序。合作过程是雇工组织的工具化过程,即基于家庭理性形成的雇工组织成为家庭理性向村庄秩序延伸的媒介。研究认为家庭理性扩张消解村庄公共秩序再生产的社会基础,内在隐含家庭理性对村社理性的规则替代。虽然两种理性均具有整体主义和伦理内核,并非西方经济话语体系中的个体理性,但不同之处在于家庭理性是农民基于发展压力而作出的自主性调适,其实践主体和支配结果有清晰的利益边界。作为一种公共规范,村社理性服务于村庄利益共同体是维系村社稳定的秩序机制。因此,要加强基层村社组织建设和培育文明乡风,建立以村社理性为规则的公共秩序。     

村域政策执行中的非正式关系：结构转型与再生产

公共政策的村域执行呈现出依既往行政惯例和村庄传统而相适调整的逻辑秩序。基于对山东省W县X镇秸秆禁烧政策推行的观察，发现村干部权宜性政策行动推动了乡村非正式关系的多重再生产。村干部通过将政策嵌入宗族伦理规范体系，并激活村民小组内部的自我规范和道德约束作用，实现了乡村非正式规范的转型与回归；通过激发返乡大学生、乡村在外能人的政策参与，重构社会联结的生发机制而获得了更高程度的非正式支持；通过将秸秆禁烧政策与其他政策措施进行隐秘捆绑，以及援引乡镇权威进村以影响村民，从而实现了非正式惩戒机制的横向与纵向拓展。对上述非正式关系再生产的讨论，对于理解乡村社会政策的实施基础，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资本再生产图式”新解——社会资本再生产与资本循环的结合

罗莎·卢森堡、列宁和希法亭在围绕资本主义是否崩溃以及扩大再生产是否实现问题进行争论时分别侧重商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货币资本循环，都没有从三者统一的角度把握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马克思在破解“斯密教条”的基础上，以价值的纯粹流动性为中介，揭示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异，描述了社会总产品实现过程中作为资本的价值在两大部类之间的运动，指出这一运动以资本价值的流通为基础。“资本再生产图式”之所以能够透视现代社会的结构，是因为这一“科学抽象”将经验上升为知识论本身，范畴的运动蕴含了资本运动的现实。在《资本论》第二卷第VIII稿结尾，马克思坚持了对“货币资本循环”的重视，这一判断是基于MEGA²《资本论》第二卷第VIII稿结尾部分和对《资本论》第二卷理论体系的理解得出的。建立在“资本循环”是“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和“商品资本循环”相统一的结论基础上，马克思的资本再生产理论能在更广阔的解释视域中观照资本再生产与当代国际资本循环的现实。     

生存心态视域下乡村文化再生产的现实困境、理论耦合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题中应有之义，对乡村振兴具有引领和推动作用。论文以生存心态为中间媒介，审视当前乡村文化发展困境，展望乡村文化发展愿景。以乡村生存心态的“生成性原则”与“区分化原则”于内强化乡民自觉能力、主体责任感和文化认同感，于外助力乡村文化生态平衡、文化资本产业化和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激活其内生活力、催化外在动力促进乡村文化繁荣与振兴，为乡村文化扬弃性继承、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贡献理论力量。     

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何以可能：基于伦理精神维度

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何以可能?从伦理精神维度反思,宪法法律制度未必能使法治秩序持续再生产,除非它伴生一种伦理文化传统,此种伦理文化传统有牢固的宪法法治信念,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具有普遍承认、契约法治与公共政治参与的公民精神。     

社会分层视角下青少年校外时间安排研究--基于CEPS基线数据的分析

中国家庭竞争性地参与到校外补习、兴趣班、特长班、夏令营等结构化校外活动,成为扩大教育结果不均等、增加家长焦虑的来源。文章以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调查数据为例,分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校外活动安排特别是结构化校外活动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青少年校外时间安排的阶层差异明显。具体而言,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更倾向于对青少年的校外时间进行精心策划和安排,参加各类结构化校外活动的比率更高,每周用于校外作业、参加辅导班的时间也更长,用于结构化校外活动的经济投入也更多。相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对青少年的校外时间更缺乏规划,在结构化校外活动的参与广度、参与强度和资金投入度上均处于劣势,用于非结构化校外活动的时间则较多。     

当代中国农村汉族宗族复兴原因探析——以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这为宗族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重庆松溉罗氏宗族以元末明初入川的罗祥胜为始祖，于1992年开始新修族谱，1995年开始举办清明会，2006年开始重修祠堂，上述活动预示着罗氏宗族已经开始复兴。松溉罗氏宗族复兴历程表明，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是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文化机制，农村社会的意义危机是宗族复兴的外在社会动因，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宗族复兴的经济基础，服从当前政治的总体要求是农村宗族复兴的生存策略，族内精英的文化实践是宗族复兴的中坚力量。     

文化大发展抑或文化大危机--一个后现代视角的思考

随着第一和第二产业出现大量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能就会转移到第三产业包括文化产业中，并由此引发文化产品的“过剩”，这种文化产品生产过剩的情况与日常生活的时尚化是一致的。当文化生产时尚化的时候，文化生产的实际意义消失，而形式意义盛行。这种形式化的文化生产表现为机械化的复制。这种简单复制的文化生产是为了使文化生产得以维系而进行的“再生产”，而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生产。这种“再生产”实际上就是文化符号的简单重复，而简单重复的生产导致意义的消失。后现代文化的危机表现为意义消失的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我们虽然应该重新审视我们的意义标准，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彻底否定文化中的意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