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县积极推动不动产登记信息化调查工作

正近日,通江县国土资源局按照国土资源部和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开展不动产登记信息化调查工作的相关通知要求,协调配合县房管局、县林业局、县畜牧局,积极开展土地、房屋、林地、草原等不动产登记信息化情况调查工作。信息化情况调查是不动产登记前期工作,本次现状调查重点调查围绕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和登记数据库建设情况、系统和数据库建设所依据的主要规程规范、所采用的主要数据库系统、GIS平台、采用的坐标系及主要比例尺以及系统主要开发单位等内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若干问题探析(上篇)

正我国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探索起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1999年开始,国土资源部在全国不同地方开展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工作。期间,许多省、市、地区、县级人民政府也都出台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管理办法,开展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探索工作。但是,截至目前,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规模并不大,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成效也不显著,规范的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并未培育起来,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仍然处在试点当中,究其原因,绝不仅仅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法律法规不健全,更有集体土地本身的性质产生的深层次障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与共演

制度变迁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本文初步构建一个"中央—地方—个体"三者互动与共演的动态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的实践。研究表明:(1)动态制度变迁过程可划分为3个阶段:"发展战略:中央政策制定"、"中间扩散:地方实施创新"以及"基层变迁:个体需求反馈";其中,中央政策制定的可行集取决于变迁要素(主观意识、社会需求和国内外经验)、要素权重以及政策制定者知识,三者共同决定了可选政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2)中央集权制下的一项政府主导的改革成功有两个关键:一是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且方向一致,中央能够积极回应个体和地方的制度需求,提供制度供给,降低改革阻力;中央甄别引导→个体与地方探索创新→中央择优并固化为正式规则,这一互动过程使得改革能够及时调整,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和外部环境;二是制度矩阵中制度互补而非挤出的改革更易成功,相关制度之间相互补充,从不同方面达成同一政策目标,增强了政策效果。(3)上述观点得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70年实践的证明:前30年的艰难探索中,中央政策可行集设定存在一定偏差,缺少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制度缺乏适应性;后40年的成功(特别是使用权改革)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策可行集得到调整,进行了强制性与诱致性(中央与地方)互动,充分利用了制度的互补性,实施渐进且广泛的改革,制度具备较强的适应性。     

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民事定性——兼评76号指导案例

新《行政诉讼法》及76号指导案例公布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再次呈现巨大争议。基于合同定性标准的有效性及适用性,法国采取的合同主体、合同目的及行政优益权标准不宜作为我国出让合同的定性标准,出让合同的性质应以德国采取的合同标的标准判断。出让合同以创设用益物权并取得对价为内容,可根据双阶段理论与前阶段的行政许可区分开来,具有民事定性的合理性。而且,将出让合同定性为民事合同在出让合同纠纷解决、受让方权益保护、法律连续性保持以及民法典制度完善方面具有优越性。在原两审法院未明确出让合同性质的情况下,76号指导案例提炼出出让合同属于行政协议的裁判要旨脱离了原案事实和裁判本意,有超越司法适用权限之嫌。     

牧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农户劳动力配置视角

基于西部3省731户农(牧)户的实地调研数据,从农(牧)户劳动力配置视角分析了牧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务牧人口数、近三年务牧消耗、务牧技能水平等对牧地承包经营权转出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务工兼牧业人口数、务工技能水平和户均单位土地劳动投入对牧地承包经营权转出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务工人口数、户主受教育程度等对牧地承包经营权转让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宁夏生态移民发展研究

笔者通过对宁夏生态移民迁入地发展滞后的现状分析,发现农地建设与经营成本负担是制约生态移民迁入地发展的主因。根据制度变迁理论,结合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文章探讨了生态移民农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提出采取“农地收购”、“招募式移民安置与农地产业化经营模式”是解决当前农地短缺和生态移民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     

我国农地制度的缺陷及创新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农地制度改革与创新的纲领性文件。针对现有农地制度存在产权残缺、产权的模糊性和非排他性、产权的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转让性等问题,应创新农地制度的基本思路:形成农地产权结构合理,主体界定清楚,边界清晰,交易成本、监督成本、社会摩擦成本和社会稳定成本最低,农地配置效益最高的农地制度。通过农地产权多元化,使用权流动化、价值化、证券化,承包权物权化或财产化,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化来降低综合成本,提高制度绩效。